陶行知的师范教育思想，在他的整个教育思想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倒不是因为陶先生创办的晓庄师范驰名中外，影响较大，而在于他的师范教育思想本身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来看，都有着鲜明的特色，相对地说，较之他的其他方面的一些思想显得更加全面，更加成熟，而且同样具有一定的先进性，许多东西至今对于我们的师范教育仍然有着特别明显、特别可贵的借鉴意义。鉴于陶先生的师范教育思想相当丰富，我们的研究还比较肤浅，因此不可能全面论述，只能就几个方面的问题略加论及，充其量是这个研究领域的“入门”而已。
陶行知认为“师范教育可以兴邦，也可以促国之亡”，这在认识上是一个重大的飞跃
陶行知的师范教育思想形成比较早。他的有关师范教育的著作，大都写于1930年以前；他的主要的师范教育实践，也同样在这个期间的所谓“晓庄时代”。尽管陶行知的师范教育实践和师范教育理论的提出都在早期，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师范教育思想的全面和成熟。我们知道，中国师范教育制度的建立比较迟，符合“现代意义”上的师范教育，大体上始于20世纪的开端，也就是说，距离陶行知师范教育思想的形成还不到三十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陶行知的师范教育思想就如此丰富、全面和成熟，不能不被认为是难能可贵的。仅对师范教育的认识来说，在中国师范教育制度建立的初期，诸如梁启超、黄遵宪这些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教育家，就把教育看成基础教育的根本，梁启超则认为“师范教育是群学之基”。他们这样认识师范教育的作用尽管也都比较先进，且有一定的代表性，但都未超出教育本身的范围，而到了陶行知则不同了。陶先生不仅看到了师范教育对发展教育事业本身的作用，而且进一步指出：“师范教育可以兴邦，也可以促国之亡”[2]，把对师范教育的认识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即把它同民族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在认识上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飞跃。
“师范教育可以兴邦，也可以促国之亡”，陶先生的这一结论是依据什么得出来的呢？
“师范教育可以兴邦”，来自对教师作用的认识。陶先生在《介绍一件大事》一文中，明确阐述了小学教师的地位和作用。他举例说：在“三家村”或“五家店”办起一所小学校，在这个小学校里当一名教员，“初看起来是何等一件小事”，许多人简直是把它看作“一件不得已而为之的职业”，实则不然，就是这样的小学校，少则一二十个学生，多则一二百。老百姓送孩子进学校，“便是不知不觉地把整个家运交付给小学教员”。小学教员教得好，则这一二十、一二百家的孩子可以成材，否则变成“败家子”，就永远没有希望了。所以，“小而言之”，小学教员所教出的“学生之好坏”，关系到“全村之兴衰”。那么大而言之呢？陶先生则断言：“全民族的民运都操在小学教员手里”。“民运”如此，“国运”也如此。陶先生又举出“德国战胜法兰西，归功于小学教师”的例子加以论证，并得出结论说：“小学教师之好坏，简直可以影响到国家的存亡和世运之乱。”教师端赖师范教育加以培养，陶先生简明地概括出这样一个“三段论”：“要想小学办得好，先要造就好教师；要造就好教师，先要造就办师范学校，造就教师的教师。”师范教育的作用到此就显而易见了。
师范教育“也可以促国之亡”，是陶先生针对当时师范教育的弊端所发出的呼吁。同陶先生所倡导“培养活的国民”的“活的师范教育”相反，当时的师范教育实际上是在那里培养“死”的国民，这正是弊端所在。对此，陶先生在《师范教育之彻底改革》一文中阐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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