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些师范学校只是在那里教洋八股，制造书呆子。这些大书呆子分布到小学里去，又以几何的加速率制造小书呆子。倘使再刮一阵义务教育的大风，可以把书呆子的种子布满全国，叫全国的国民都变成书呆子！中华民国简直可以变成中华书呆国。老实说：二十世纪的舞台上，没有书呆子的地位，称他为国，是不忍不如此称呼啊。想到这里，真要令人毛骨悚然。[3]
可见，陶先生对这样的师范教育深恶痛绝，满怀忧虑。这样的师范教育必须改造，不改造，教育和民族都没有出路。陶先生又尖锐地指出：
这种师范教育倘不根本改造，直接可以造成不死不活的教师，间接可以造成不死不活的国民。有生活力的国民，是要靠着有生活力的教师培养的；有生活力的教师，又是要靠着有生活力的师范学校训练的。中国今日教育最急切的问题，是旧师范教育之如何改造，新师范教育之如何建设。国家所托命之师范教育，是决不容我们轻松放过的。[4]对“改造旧的师范教育”这一使命，陶先生本人确实做到了没有“轻松放过”，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从前曾经为师范教育努力，现在正是为师范教育努力，以后仍是继续为师范教育努力”。综上所述，陶先生心目中理想的师范教育是什么呢？说来也极简单，那就是“唯独为全国儿童和民族前途打算的师范教育才能受我们的爱戴”。陶先生正是以寻求这样的师范教育为出发点，“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为中国教育探获新路”。“成为师范教育彻底改革的先导”。
由于陶行知的师范教育思想形成于早期，这势必要涉及“教育救国论”的问题。我们在这里所论及的，恰恰是陶行知把师范教育同国家兴衰和民族存亡联系在一起，人们会更容易把这种联系误认为是典型的“教育救国”思想。对此我们想做点具体分析。我们认为，不能笼统地把陶行知对师范教育认识上的这个飞跃和“教育救国论”完全等同起来。众所周知，陶行知早期是抱着“救国”的目的去探求中国教育的道路的，他搞师范教育同样也包含着这个目的，这是不必讳言的。但是，这种“教育救国”的目的，同对教育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并不是一回事。我们说，“教育”不能“救国”，是指不能靠它来改变一个政权的性质，说得具体一点，在旧中国不能靠它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但不能由此低估教育在挽救国家、改造社会、培养人才中的作用和力量，看不到教育的社会功能。而陶行知正是能够正确认识这种作用和力量（也就是教育的社会功能）的教育家。如果说，“教育救国”的思想，在陶行知所处的时代，几乎是大多数教育家所共有的一般思想是共性的话，那么对师范教育的认识高度，却是陶行知所独到的，是其他教育家无法比拟的。总之，我们认为，看不到这种认识上的新高度，或者因“教育救国”思想而低估这种认识上的意义，都不利于正确地看待一位教育家在理论上的贡献。我们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去肯定陶行知在师范教育认识上产生飞跃的重大理论价值的。
陶行知提出了“广义的师范教育”的概念，相当全面地论述了师范教育的任务及其“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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