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以其创立的理论和卓绝的教育实践，赢得了“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盛誉，不仅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而且在今天的教育改革中仍然保有强大的生命力：当人们面对物质利益的各种**时，陶行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榜样，曾经唤醒多少人的教育良知；当诚信的美德遭到严重挑战时，陶行知“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千教万教教人求真”的教诲，对防止教育的异化，正在发挥重要的警世作用；当人们对教育改革产生疑虑时，陶行知“‘行动’是中国教育的开始，‘创造’是中国教育的完成”的主张，鼓舞人们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教育之路……在我国教育改革进入“攻坚”时期，我们深深感到需要千千万万的“陶子”。
在弘扬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过程中，人们经常会想起齐白石的一句告诫——“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我们弘扬陶行知教育思想，该怎样做才能“生而不死”呢？ 我想，我们不仅应当学习陶行知有关教育的重要论述，更要深入研究他构建这些理论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任何一位学者的思想方法一旦形成了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便成为这位学者建构新学说的支架。只有当我们对陶行知构建“生活教育论”的方法论有所感悟时，才算触及了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精髓”。
那么，什么是陶行知教育思想方法的精髓呢？ 笔者认为：多元和谐是陶行知教育思想方法的精髓。
一、陶行知“生活教育论”是多元和谐思想方法的产物
所谓和谐，是指各种不同事物之间协调一致的统一，是对立统一的高层境界。承认差异和矛盾，并主张事物发展的多元化，则是实现和谐的前提。陶行知创立的“生活教育论”，无一不是在推行“新教育”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发现矛盾和问题，不断运用协调统一的方法加以解决，从而创建起来的。
生活教育论有三个基本命题：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有很长一段时间，教育界曾经认为“生活即教育”是教育取消论；“社会即学校”是学校消亡论。其实，生活教育论，强调的是差异的统一性，要求实施“整个的教育”。
陶行知是“五四”时期中国“新教育”的积极拥护者、热情推行者。他从中国国情出发，认识到中国教育改造必须从乡村教育着手。1927 年，陶行知脱下西装革履，辞去待遇优厚的教授职务，到南京郊区创办晓庄师范，旨在培养乡村教师，并声称“我们的新使命，是要征集一百万个同志，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这说明他是期盼用教育的力量来推动社会进步，显然，他不是教育取消论者，而是教育改革论者；他不是学校消亡论者，而是学校创新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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