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1919年初陶行知在《试验主义与新教育》一文中分析了教育思想存在的种种弊病：一是“依赖天工”，不思变革，“成败利钝，皆委于气数”，“是役于物而制于天，安得不为所困哉？”二是“沿袭陈法”，因循守旧。三是“率任己意”，从事教育的人不懂教育，“偏欲凭一己一时之意，以定进行之趋向”，主观武断。四是“仪型他国”，以照搬外国为能事。五是“偶而尝试”，一种新学说发生，“必有人焉慕其名而失真意，其弊也弥近似而大乱真”，偶而尝试，“中途而废矣”。
他特别批评“因袭陈法”与“仪型他国”的时弊，与以后进而高举批判传统教育与洋化教育的旗帜，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
教育的革新和因循守旧复古是对立的。陶行知指出：“彼泥古之人以仍旧贯为能事。行一事，措一词，必求先例。有例可援，虽害不问；无例可援，虽善不行。然今昔时势不同，问题亦异。问题既异，方法当殊。故适于昔者未必适于今。徒执古人之成规，以解决今之问题，则圆枘方凿，不能相容，何能求其进步也？”不除“因袭陈法”之弊，就不能“求教育之刷新进步”。
中国近代新教育产生以来，介绍外国的教育学说和经验，这对于促进中国教育变革是必要的。陶行知也介绍了西方的教育，包括杜威的教育学说。但是，在中国如何对待外国的教育经验？陶行知总结新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和当时新教育运动的倾向，尖锐地批判了“仪型他国”——照搬外国的弊病。我国自兴办新学以来，先学日本，后学德国，继学法国、美国，“五四”时期，尤以学美国为时尚。陶行知指出：“今之所谓新人物者，辄以仪型外国制度为能事，而一般人士，见有能仪型外人者，亦辄谓新人物”。陶行知认为，照搬外国未必就是“新的”，亦未必能使中国教育革新。因为外国之发明多经长时间的试验，然后公布、外传。经过辗转传述，往往不得其真；“即得真相”，“多需时日，恐吾人所谓新者，他人已以为旧矣”。不仅如此，“中外情形有同者，有不同者。同者借镜，他山之石，故可以攻玉。不同者而效焉，则适于外未必适于中。试一观今日国中之教育，应有而无，应无而有者，比比皆是。此非仪型外国之过欤？”
陶行知上述批评是很中肯的。当时中国教育欲“新”而仍“旧”，主要的流弊就在保守复古和照搬外国。也就是后来他进而批判的“老八股教育”与“洋八股”教育。陶行知认为：教育要“革而新之，其唯试验”。
陶行知吸取了西方实验教育学的思想，认为西方教育从裴斯泰洛齐、赫尔巴特、福禄培尔到杜威，教育学的进步以及心理学的成就，“无不根源于试验”。他的教育试验的主张同时也糅合了中国古代唯物思想。他说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可谓试验精神之窍要矣”；而“致知在格物”，如“格物”得法就是试验主义方法。陶行知说：“夫教育之真理无穷，能发明之则常新，不能发明之则常旧”。教育试验则“既能塞陈旧之道，复能开常新之源……发古人之所未发，明今人之所未明”。他呼吁“全国学者，苟能尽刷其依赖天工、沿袭陈法、仪型外国、率任己意、偶而尝试之旧习，一致以试验为主，则施之教育而教育新，施之万事而万事新，未始非新国新民之大计也。”[4]这一思想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科学精神的反映，是教育科学化的追求。“五四”时期是我国教育学开始从传统学说向近代的科学化转变的重要时期。陶行知不但介绍了西方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并且此后逐步深入地亲自参加探索中国教育的改革实践，调查统计、实验研究，为中国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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