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陶行知与牧口常三郎教育思想的特点比较
陶行知（1891—1946）集大众诗人、人民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于一身。在其半个多世纪的战斗生涯中，为追求人民大众的自由幸福、为寻求中国教育的出路而呕心沥血，为谋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推进人类的和平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陶行知刚刚辞别人世时，人们就对他的光辉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毛泽东）、“万世师表”[2]（宋庆龄）、“反洋化教育、反传统教育的旗手”（林伯渠）、“中国新教育——人民教育的奠基人”（钱俊瑞）、“中国近百年来伟大的思想家”（千家驹）、“新中国思想界的圣人”（陈家康）、“时代的导师”[3]（郭沫若）。他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代巨人’”、“第一流的教育家”，绝非一般的溢美之词。陶行知被称为陶夫子、陶子，是因为他具有先贤那样的高尚道德和君子人格，在立功、立言、立德三方面均有大建树。[4]他继承发扬了孔子那样的平民教育精神，脱下西装革履，穿上布衣草鞋，“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以“爱满天下”的博大情怀践履了“决心为三亿四千万农民烧‘心香’”的诺言。他大胆开辟，勇于实践，高举“和平”、“民主”两面旗帜，而且始终站在斗争的一线对封建专制主义和陈腐的传统教育价值、内容和方法进行了不妥协的批判，同时摈弃了源自美国教育模式的都市化和西方化取向，改造了杜威的教育理论，从而创建了“生活教育”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有力地推进了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
日本近代教育家牧口常三郎（1871—1944）和陶行知一样一生波澜，以反抗强权、热爱和平为特征。身为一名教育家和哲学家，牧口常三郎的善良仁慈流芳百世，“得、善、美”为核心的价值观至今为世人所推崇。为了他钟爱的教育事业，竭尽所能，把学生的幸福确立为教育的目的，使教育更人性化。他酷爱教育和孩子，对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教育和对西方“食洋不化”所进行的简单照搬进行了大胆的抨击。他热爱自然、人类，牢记“地球市民”的身份，警示人们自然与人类生命一体、共荣共存。他以“价值”为切入口，告诉人们“人生幸福就在于创造价值，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增进人格的价值，教育就是要教人去创造价值”，通过自己毕生的实践和历练，创造性地提出了“创价教育理论”，成为“创价教育之父”。为了实现其教育改革理念，牧口常三郎于1930年创立创价教育学会，[5]后因反抗日本军国主义而被捕入狱，在狱中虽然多次遭到审讯，但是他始终不背弃自己的信仰，最后在东京拘留所因营养失调而病逝。[6]尽管牧口常三郎在生前没有引起当时日本政府和社会的足够重视，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的价值存在，相反，随着世界民主和平步伐的加快，其人本主义教育理论、人道主义竞争理想等价值观念为创价学会的继承人户田城圣先生和池田大作先生所弘扬，他所开创的事业与时俱进，已成星火燎原之势。
陶行知和牧口常三郎的教育思想，紧紧植根于对人的生命和人类和平的热爱，体现出强烈的革新精神和深沉的忧患意识。透视他们教育思想特质，可以发现，由于二人所处的国情、学术背景、家庭状况、社会阅历等诸多差异，彼此有着各自独特的个性，但我们也会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着许多相通之处，突出表现在民主性、民族性、创造性和实践性等几个方面。
一、民主性
民主性是陶行知和牧口常三郎教育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
纵览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不难得出如下结论：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在本质上与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的专制教育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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