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旧中国教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没有民主，没有自由，整个教育为官僚主义所劫持，成为政治争斗的实习场，成为铸造高等游民的洪炉。“政府视教育为敷衍门面之工具，社会亦视教育为但种恶因之赘物。远识者但有浩叹，近视者则更漫不措意。而置身教育界之人士，亦多数为生计所迫，为政治恶势力所困；甚且有冒充教育家而争夺教育一席地，为猎取官位之梯阶。”[7]他强烈呼吁教育界同志都来一个总反省、总忏悔、总自新。他警醒世人，今日教育“再不断然予以改革，则危机既成，我民族之灭亡，殆真不必待诸十年以后矣”。[8]
陶行知一向反对没有民主的被动专制式的教育。他认为，所谓被动就是不能自动。被动自然要受到人家的牵制，而且愈被动愈受牵制。“牵制愈多，则民族性愈弱，国势愈危”。[9]他说，中国的教育完全是被动的。所以产生一种坏的现象，就是有的说而不动，有的简直不敢动。整个社会就被“勿视、勿言、勿听与勿动”所钳制。“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是民族自杀的口号，是大人的乱命。“小孩不视便是瞎孩子。小孩不动便是死孩子。我们要想创造新民族，只能提倡科学的看，科学的说，科学的听，科学的动！”[10]新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养成“自主”、“自立”和“自动”的共和国民。因为只有能自主的人，才能做到“富贵不**，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只有自立的人，在天然界群界之中，能够自衣自食，不求靠别人。但是单讲自立，不讲自动，还是没有进步，还是不配做共和国民的资格。[11]所以教育必须做到“自主、自立”和“自动”三者并举。
当然，“自主、自立”和“自动”的前提是“民主”和“自由”。这便是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处处折射出“不自由，毋宁死”心声的缘故。他主张教育就是要捣碎一切枷镣锁铐，把做人的自由：做自己的主人、做中国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的自由还给人们；把创造的自由：创造新的自己、创造新的中国、创造新的世界的自由还给人们，让人们各尽所能、各学所需、各教所知、各得其所，做到要自由、自动、自强。在他看来，“今日的学生，就是将来的公民；将来所需要的公民，即今日所应当养成的学生。专制国所需的公民，是要他们有被治的习惯；共和国所需的公民，是要他们有共同自治的能力。中国既号称共和国，当然要有能够共同自治的公民。想有能够共同自治的公民，必先有能够共同自治的学生。所以从我们国体上看起来，我们学校一定要养成学生共同自治的能力，否则不应算为共和国的学校”。[12]面对让人窒息的传统教育，陶行知奋臂疾呼：要解放儿童的眼睛，使儿童的眼睛能看事实，让儿童在对大自然观察、对大社会进行分析中，在大自然、大社会的怀抱中陶冶性情、锻炼意志，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解放儿童的头脑，让儿童的头脑从迷信成见、曲解中解放出来，要像中国女子勇敢地撕下裹脚布一样把要不得的包头布一块一块撕下来；解放儿童的双手，要坚决摒弃“不许小孩子动手，动手要打手心”的摧残儿童创造力的做法；要解放儿童的嘴，让儿童有言论自由；要解放儿童的空间，把儿童从鸟笼式的学校中放出来，去接触大自然中的一切、去感受社会中的一切；要解放儿童的时间，把小孩从劳碌中解放出来，使小孩有点空闲，有空玩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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