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14年的金陵大学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他就明确指出：中国要改变贫弱面貌，克服政治上的种种弊病，渐臻富强民主之共和佳境，都须臾不能离开教育。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推行平民教育运动时，陶行知就立志“要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他代表全体从事乡村教育的同志撰成十八信条中的第一条便是：“我们深信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18]创办晓庄更是源于这种深沉的爱国爱民之情。就像他所言：“晓庄是从爱里产生出来的。没有爱便没有晓庄。因为他爱人类，所以他爱人类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中华民族；因为他爱中华民族，所以，他爱中华民族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农人。”[19]
在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奔走工学团和小先生运动时，他仍一心要为国家和社会创造一种富有生命力的社会细胞和社会组织。他相信，“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工学团，可以成为“中华民族的救生圈”。[20]20世纪30年代中期，为发动大众解救国难，他认为，国难当头，唯有通过教育才能真正调动人民大众的力量，把少数人的力变成多数人的力，把空谈的力变成行动的力，把散漫被动的力变成有组织主动的力。他坚信大众教育运动是造成伟大的民族力量的必要途径。他组织国难教育社，力求在“教育与国难赛跑”中“叫教育追上国难，把它解决掉”。[21]在草拟的国难教育方案中，将“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和“保卫中华民国领土与主权之完整”确定为国难教育的基本目标。创办育才学校时，他更是把为国育才的思想贯穿办学的全过程。面临办学中的重重困难，他坚持以“集体的新武训”自励励人，以“增加抗战建国之力量”作为自己的天职。抗战胜利后，他高呼民主教育运动，把教育同战后中国人民迫切需要解决的民主问题紧密联系起来。他肯定民主教育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教育，是教人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国家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的教育。
陶行知一生教育事业在发展中创新，在创新中得到发展，充满了变数。但人们不难看出，变中自有不变之处，就是那颗为民族解放而献身的赤子之心。从“五四”时期主张平民教育到抗战胜利后高呼民主教育，从晓庄师范的创建到重庆社会大学的举办，他始终将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出路作为理论和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可以说，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厚感情，不仅使陶行知矢志献身教育事业，而且也是推动他思想不断前进的主要动力。[22]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始终贯穿在他不同时期的教育活动中，对国家和民族的高度责任感，促使他不断因时而化，修正完善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这正是他的教育思想具有强烈的民族性特征的思想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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