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率先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系统表述，他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构成了一个相互熟识和认可的、具有制度化关系的关系网络。[4]特定行动者占有的社会资本的数量，依赖于行动者可以有效加以运用的联系网络的规模的大小，依赖于与其有联系的每个人以自己的权利所占有的（经济的、文化的、象征的）资本数量的多少。[5]此后，历经詹姆斯·科尔曼、罗伯特·帕特南、林南等学者的不断丰富完善，社会资本变成了一个更加明确的概念。科尔曼在其《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其社会资本理论，他认为每个自然人从一出生就拥有了三种资本：一是由遗传天赋形成的人力资本；二是由物质性先天条件，如土地、货币等构成的物质资本；三是自然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所构成的社会资本。[6]林南则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在目的性行动（Purposiveaction）中被获取的和/或被动员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7]在这个概念之中，资源、嵌入社会结构之中、行动是社会资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资源又是其理论的核心。林南认为，资源是一种物质或符号物品，它被共识或影响赋予不同的价值。一旦有机会，所有行动者都会采取行动维持和获得有价值资源，以促进他们的自我利益。就这里而言，维持和获得有价值资源是行动的两个主要动机，前者比后者更重要。[8]在行动中，林南又将其分为同质性互动与异质性互动，所谓同质性互动，也就是有名的“似我（like-me）假设社会互动倾向于在有相似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特征的个体之间发生”[9]；而异质性互动中行动者对资源运用的控制是不对等的，存在一定的差异，需要评估他人参与交换的意愿，所以异质性互动的难度要比同质互动大很多。在本文中，笔者主要借助布尔迪厄及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分析陶行知。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布尔迪厄认为广义的资本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但笔者却认为，经济资本、符号资本及文化资本都是嵌入在整个的社会场域之中，也就是说，他们是隶属于社会资本的三个方面，是为社会资本所服务的。
二
借助社会资本理论重新解读陶行知，就有必要对陶行知的社会资本做一有效梳理及审视。在此笔者将陶行知的一生划归为四个阶段，即社会资本的形成期（1891-1917年）、拓展期（1917-1930年）、重建期（1930-1938年）与高峰期（1938-1946年）。
（一）形成期：文化资本的积累
布尔迪厄在其社会实践以及符号的思想中提炼出为文化资本这一概念，他认为文化资本在某些条件下能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文化资本的积累是处于具体状态之中的，即采取了我们称之为文化、教育、修养的形式，它预先假定了一种具体化、实体化的过程。[10]也就是说，通过接受教育这种实体化的过程，获取文化资本进而转化为社会资本，是一种切实有效的途径。陶行知也就是通过教育这一方式获取了其早期的社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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