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出身贫寒之家的学子，陶行知在幼年时期甚至于无钱开蒙，也曾有过当衣三百文度日，但是他还是通过自身的不断学业努力，实现了从徽州文化圈到金陵大学文化圈及最终哥伦比亚大学文化圈的三级跳。而这三级跳也为其将来的事业奠定了文化资本。在金陵大学期间其与校长包文、教师司徒雷登、亨特等人结下了良好的友谊，不仅引领他步入基督教的殿堂，也为其赴美留学打下了人脉基础。1914年的赴美留学，更是给陶行知打开了视野，助其走向了国际化。他先于伊利诺伊大学获政治学硕士学位，后赴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行政学博士。在其求学的过程中，不仅师从诸多世界著名的学术大师，更是结交了一大批在未来中国颇具影响力的同学，这些都为其将来的事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文化资本。在这其中，对陶行知影响最大的即是杜威博士。陶行知之所以选择哥伦比亚大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冲着杜威而来。陶行知在日后的教育实践中，不仅秉承了杜威的教育理念，还创造性地提出了“生活教育”理念。除此之外，孟禄、斯特雷耶、克伯屈等对陶行知也给予了各方面的帮助，使其能够顺利完成学业。
强大的哥伦比亚大学校友的群体为陶行知日后在国内事业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资本基础。仅仅就哥大师范学院而言，据高麟英统计，1905-1950年就有1810名中国人在该学院就读[11]，若谈及整个哥大，从1912年至1949年毕业归国的留学生就有上万人。[12]在陶行知读书的两年之间里，他结交了一大批中国同学，其中包括胡适、郭秉文、蒋梦麟、孙科、张伯苓、陈鹤琴、郑晓沧、朱经农、凌冰、汪懋祖、李建勋、庄泽宣、张彭春、刘廷芳、傅葆琛，等等。这些同学在留学归国后大部分皆有所成，成为陶行知一生中重要的学友群体。
可以说，二十六年的求学生涯为陶行知奠定了扎实的文化资本基础，而文化资本的投资是要转变为经济资本或社会资本的。虽然陶行知的家庭出身未能给予其更多的价值资源，但是他借助二十多年孜孜不倦的受教育机会，在社会场域中谋取了一个较好的位置，这对其今后资本的交换及再生产提供了保障。
（二）拓展期：符号资本的建构
符号资本（声望与荣誉）是布尔迪厄最复杂和最重要的观点之一，他认为“符号资本指的是特权、声名、神圣性或荣誉的累积程度，它建立在知识和认可的辩证法基础上。”[13]根据这一概念，符号资本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受到社会认可的，能够生产、再生产和长期积累的声誉、声名、精神、特殊性或神圣性等以符号化方式存在的稀缺资源。[14]
1917年，应郭秉文之邀，陶行知在通过博士口试之后归国，任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先后担任南高师教务主任、教育科主任。在校期间，他要求改“教授法”为“教学法”，在校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东南大学成立后，陶行知任教育系主任，直到1923年离职，赴京专职担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纵观陶行知在南京的教学经历而言，无论南高师还是东南大学，在当时国内已属于一流高校，陶行知名列学校的领导层，其拥有的符号资本（声望与荣誉）都有利于其事业的进一步拓展。
除了利用南高师及东大的平台壮大其符号资本以外，陶行知还通过撰文进一步扩大其影响力。在南高师任职早期，陶行知利用《金陵光》不断向外阐述其教育思想，其早年较为重要的文章如《试验主义之教育方法》、《教育研究法》、《试验主义与新教育》等都刊载于《金陵光》。然而，《金陵光》毕竟属于大学校刊，影响力有限，这时，哥大校友蒋梦麟的适时出现就很有必要了。蒋梦麟哥大毕业归国后，担任《时报·世界教育新思潮》的主编，在他的邀请下，陶行知相继在该刊发表了《教学合一》、《第一流的教育家》等文，使其教育主张与理念很快为全国所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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