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指出，西方近五百年现代化的动源之一是经济的动力，这个动力联系着整个西方的对外扩张，这个动力的背后有着深厚的文化心理结构，这就是著名的德国神话中的浮士德精神。这是一种向外冒险、向外争夺发展的精神，西方现代史是“以动力横绝天下”的五百年历史[15]。陶行知对此感触尤深。1913 年，他指出西方诸列强不仅具有进取的特性，而且学术工商业又远远超出中国，“以强佐强，进步一日千里”[16] ，我们中国要赶上列强本应有“十百倍之猛勇。即欲在世界上求一生存，犹当夙兴夜寐，不容稍事蹉跎”[17]。可是因循守旧却是根深蒂固的一种国民性，国人普遍精神委顿不思进取。他认为这种国民性的必然后果一是抓不住机遇，二是养成懒惰的习性，三是不能恪尽职守，四是妨碍集体和他人进步，五是无形中引导他人养成因循的作风。“委蛇不进”、“敷衍溺职”成为社会的普遍风气。这种因循守旧的国民性来源于国民普遍害怕竞争，来源于中华文明世界第一的虚妄自满，来源于自不量力，来源于“宴安享乐”。陶行知指出“人的自私之念太过，则所为莫非扩张一己之利益”[18]，有人身兼数职，对于每项工作都不能专心，“则其结果必为因循敷衍无疑。”[19]因循守旧的国民性“既足以自误，复足以误人，更足以误国”[20]，“社会因循而民气不张，政府因循而国魂不振。”[21]而现代社会列强“以动力横绝天下”，因循守旧的中国不仅贫弱，恐怕会“渐臻沦丧”[22]。
“虚伪”是与“因循守旧”密切联系的另一种国民性。儒家人格修养的最高境界是“成圣”，“君子”是圣人的一般境界，“君子”与“小人”是儒家伦理学的基本范畴。荀子有“君子理天地”的命题，《中庸》也指出圣人之道“ 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也就是说所谓圣人君子，是指“自尽其性，而又能尽人之性、尽物之性之人”。这就是“诚”，“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做到促使自我本性、他人本性、物的本性充分实现的就是君子。但是这种君子境界在专制集权的社会中只能是一种空想。正如陶行知所言“世人慕真君子，而真君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23]，“于是相率而为似君子非君子、似小人非小人之伪君子。”[24]因为“天下之名，莫美于君子”[25]，所以遇到这个“名正言顺之词说，必群相假之以饰人之耳目，防人之攻击，而逞其心思之所欲”[26]。他指出，伪君子“有言是心非者，有行是心非者。其尤者，则心有杀人之心，行有杀人之行，而唯以语言文字为之涂饰”[27]。具体而言，“争权则曰平等，逞志则曰自由，好事则曰热心，有求则曰力行，任情则曰率性……率土食人，自称义师；僻兄离母，自号操廉；矜已傲物，自谓知耻。”[28]伪君子种类繁杂，但是归根到底，从外在一面说，都是为了个人的名利，人为了一己的私利，演化出成千上万的“伪状”；从内在一面来说，是心伪，耳目口舌像个人，实际上是假人。
陶行知认为伪君子比“真小人”更可怕。真小人，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小人，人人可以提防，但是，伪君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而处心积虑，设阱伏机，则桀纣也”[29]。桀纣是真小人，汤武可以起来革命。而“服尧之服，诵尧之言”的伪君子却无人非议，无人敢非议。这样一来，人人都愿意作伪君子，则整个国家、社会形成了“ 伪国风、伪世俗”。这就是中国贫、弱、外患、内乱的道德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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