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的批判“虚伪”国民性的主要理论资源来自“王学”，主要的情感体验是来自基督教教会生活，主要的现实生活基础是民初儒学反动给他的刺激。陶行知少年时代就受儒学熏陶，但是真正进入儒学门户应该是1911 年至1912 年，对于王阳明的道德主体论哲学产生信仰，尤其信服知行合一的道德修养路径，甚至起用笔名“知行”来勉励自己。王学虽然很复杂，但是简而言之，它肯定“良知”是人的本性，如何见到本性虽有不同路径，王学主流门派认为知行合一是基本路径，这和后期王学末流“直指本性”的空虚之学是有很大区别的。也就是说陶行知信奉的王学认为人是道德的主体，但是这个道德主体的显现需要一个艰苦的“知行合一”的过程。陶行知一生的道德认识与实践基本如此，一方面认为人皆有“良知”，人是主体，所以人应该自信乐观，当然，后来陶行知已经不单纯把人仅仅看成道德主体而是看成改造社会的主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陶行知是唯物主义者；另一方面，人的良知本性需要担当，陶行知指出：“夫人皆可以为圣贤，则人安不可勉为圣贤乎？ ”[30]也就是说人的“圣贤性（良知、主体性） ”需要在“行”中显现，这个“行”的过程不是顿悟的一蹴而就的过程，相反是艰苦的长期磨炼。陶行知一生经历无数困厄，也正是这样一个行动中呈现“良知”本性的过程。当然大学毕业以后的陶行知对“行”的理解和大学时代早已有所不同，他的社会改造论说明陶行知后来的“行”已经不是德行的“行”，而是与社会实践融为一体。可是，这并不能否认他大学时代的思想所具备的底色意义。
三、“共和主义”的社会政治理念
任何一位伟大的人物对人生与社会都必然有清醒的认识，并将此奉为一生行动的理想和信念。如果说“求真去伪”、主张积极进取是陶行知的道德信条，那么，“共和主义”则是陶行知的政治社会理论[31]。他的毕业论文《共和精义》构建了共和主义的基本理论框架，是中国现代政治哲学史上的光辉文献。
第一，陶行知指出“自由、平等、民胞”是共和主义的基本信条[32]，是共和的精神、共和的根本。也就是说“自由、平等、民胞”不仅是共和主义的最高价值之所在，同样其本身也具有工具性价值，它们是共和主义得以实现的基本途径。他认为自由存在于法律和道德之中，他说：“法律之内有自由，道德之内有自由。”[33]显然，陶行知是说自由有两种形态：政治自由和道德自由，所谓法律之内的自由无疑是在说个体的公民权利，一个公民只要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就是自由的，因此自由等同于权利。但是，公民在行使和享受权利的同时还面临道德责任，道德自由和法律之内的自由有一致也有不一致的情况，道德自由意味着责任，在享有权利即法律之内自由的时候，必须对自己的“良知”负责，不能违背自己的良知，违背了良知就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受到了良心的谴责，就显然处在一种道德不自由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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