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陶行知指出从民国初期的实践看，中国的共和政治已经险象环生。他指出存在四种危险：一是国民程度不足；二是出现“伪领袖”；三是“党祸”；四是“多数之横暴”[45]。当我们今天回首20 世纪的中国历史，不得不叹服陶行知对历史发展的洞察力。1914 年，在他发表《共和精义》的时候，前面两种险象已经出现，国民程度不足自不必说，“伪领袖”袁世凯已经在破坏共和的国体。但是“党祸”对共和政治的破坏要到1927 年国民党建立南京政权才真正出现，至于“多数之横暴”以及鼓动、利用“多数之横暴”达到一己、一派的私利这样的情况，在20 世纪的中国屡见不鲜。
第四，陶行知认为要在中国实现共和政治，克服共和政治已经出现的险象，必须循序渐进，从“教育改造社会”着手。他认为首先必须相信共和是“人文进化必然之产物”[46]。但是，共和主义的实现需要按照一定的次第，久已遭受专制压迫的人民“不能一跃而至共和”[47]，他提倡要实行“开明专制”，但是他明确指出，开明专制乃是“只可当作透达共和之一种手续，断不可视为政体之目的”[48]，否则，“民思革官命，官思革民命”[49]，中国永远没有实现共和政治的可能。他认为根本的方法是教育，“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教育良，则伪领袖不期而消，真领袖不期而至。而多数之横暴，亦消于无形。”[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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