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先生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民主战士、人民诗人，同时也是杰出的思想家。他的极为丰富的哲学思想，散见于教育的、政治的、科学的、文学的各种形式的著作中。他的哲学是行动的哲学，而不是纸上的哲学、书斋的哲学。行知认识论是他的哲学思想的核心，是与生活教育论密切结合的。他从生活教育的实践与理论中发展了认识论，而认识论又指导着生活教育实践与理论的发展。徐特立同志曾说：“行知是中国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行知合思想教育于组织成一系统，均有伟大的发明。”[2]这是深切研究陶行知思想而得出的符合实际的论断。
本文只谈陶行知认识论思想的发展，略加分析各个发展阶段的时代背景、思想源流以及在实践中的作用。他的认识论思想的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知行合一陶行知原名文濬，乳名和尚，在金陵大学读书时改名知行。他回忆说：“在二十三年前，我开始研究王学，信仰知行合一的道理，故取名‘知行’。”[3]于此可见，他初次改名“知行”是在一九一一年，即入金陵大学的第二年，可能是在辛亥革命的前夕。他这期间接受了王阳明的唯心主义思想，从哲学思想上讲，基本上是个唯心论者。应当指出，陶行知青年时期，首先是个进化论者、民主主义者。他的早期思想略见于他1913—1914年编的《金陵光》学生会刊。他说：“金陵光随学生天演之进步，天然发生。”[4]又说：“自由、平等、民胞，共和之三大信条也。”他认为：“法律之内有自由，道德之内有自由”，故真自由贵自克、自制，“鞠躬尽瘁，以谋社会之进化”。平等是“在政治上、生计上、教育上，立平等之机会，俾各人得师自然发展其能力，而为群用”。民胞是“博爱心生，国人以兄弟相视”，然后自由平等始能得其实际。更为难得的，他认为共和信条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他说：“自由平等不过达目的之手续，非可以目的视之也。人民争自由平等，冀得各尽其能，以为社会耳。”[5]这些进化论和民主主义的思想是他早期思想的主流。陶行知的唯心论主要表现在接受王阳明“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这个唯心论的命题上。王夫之主张“行以求知”，批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以知销行”、“以知为行”[6]，指出其唯心论本质。但是王阳明知行合一说有一些合理因素，如他说：“知不行之不可以穷理，则知知行合一并进，而不可分为两节事矣。”[7]又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又说：“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8]可能是这些合理因素吸引着陶行知，使他接受了王阳明的唯心论。直到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在湘湖教学做讨论会上，行知还说：“王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是‘即知即行’……实在‘知’和‘行’不能分开，不过是一件事的两面而已。”[9]这段话是我上面看法的一个佐证。
总之，行知这时期接受了王阳明“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的观点，大体上可以肯定他是唯心论者。
第二阶段：行为知之始
陶行知于一九一七年留美回国，在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担任了六年教职，一九二三年专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由一九二一年起兼任这个工作），同时从事平民教育，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五日在南京劳山之侧，创立晓庄师范，生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诞生了。这些社会实践是促成行知认识论思想向唯物论转化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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