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间，他曾受到各种思想的影响。首先是杜威“在做上学”的思想。杜威认为存在是被经验到的东西，世界依据经验而存在，这显然是主观唯心论。但他的教育与生活结合，在做上学的思想有其合理内核。[10]行知在五四运动前夕提出“教学合一”，主张把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和自己的学结合起来。一九二二年，他进一步主张：“事怎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11]这时他融合了教学合一和学做合一，形成了“教学做合一”的理论，但到一九二五年才有“教学做合一”的名称，一九二六年最初用于师范教育建设论，一九二七年以“在劳力上劳心”来解说教学做合一的“做”。这时教学做合一思想已经建立在唯物论的基础上，远远超越杜威的思想了。其次是继承和发展我国唯物论行知思想的传统。我国有重行的传统，由孔子、墨子、荀子而后到王夫之总其大成，颜元在力行致知方面又加以充分发挥。行知在一九二三年创办的第一个学校——南京安徽公学的办学旨趣中说：“我们要在必有事焉上下手。我们要以事为我们活动的中心。研究事物要以事为中心；改造环境要以事为中心；处世应变要以事为中心。”[12]这是颜元思想的发展。他非常欣赏颜元对“格物”的解释，“格”是“手格猛兽之格”，所谓“格物”即“亲下手一番”，然后才能“致知”。行知在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九日讲《生活即教育》时指出，中国从前的文化是以天理压迫人欲，人欲没有地位；在生活教育原则下，人欲是有地位的。这是王夫之“欲即天之理”[13]思想在行知教育思想里的反映。此外，荀子“戡天”（即人定胜天），孔子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子入太庙，每事问”，《墨辨》中的亲、闻、说三种知识，都是行知欣然乐道的。一句话，行知受我国古代行知思想的影响是明显的。再次是孙中山先生的行知学说。孙中山认为：“宇宙的道理，都是先有事实，然后才发生言论。”他肯定了“能实行便能知。”他批判王阳明“知行合一”之说“不合于实践之科学。”他举饮食、作文、建筑、造船、电学、化学、探险等十事证明行以求知的道理。他还主张在科学昌明的今天应知而后行。他说过“因行以求知，因知以导行”的名言。但他的分知分行、先觉后觉的观点是二元论的。陶行知在一九二七年冬写的《锄头舞歌》中有“天生孙公作救星”的话。一九二九年他在湘湖教学做讨论会上曾说：“孙中山先生革命，也是教学做合一。”又说：“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是鼓励大家去行的。”[14]可见，行知是受到中山先生行知思想的影响的。现在让我们分析这个阶段行知认识论思想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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