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耳认为陶行知所处的环境和武训一样，“那么，在清朝的反动统治下，武训的道路，连着所谓‘武训精神’是错误的，难道到了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下，武训的道路，连着所谓‘武训精神’就会不是错误了吗？ 如果，陶先生在受到蒋匪帮压迫的境遇下，偶然想到自己处境和武训的某种相似，这种相似，仅仅严格限制在‘一无钱，二无靠山……’这些点上，那么，这是可以理解的。此外，二人不能有任何其他的相似了。因为陶先生是反对反动统治的，武训对反动统治是采取从改良到投降的道路的。这样，陶先生竟一般地来表扬‘武训精神’，而不是把自己和武训的道路在本质上严格地划清界限，并在表扬时严格加以说明（如果由于蒋匪帮的压迫，至少也应该做某些必要的暗示性的说明） ，那就不能不说：这是不恰当的，这是一种错误。”[17]
如果遵循杨耳这种幼稚的教条主义，陶行知先生在表扬“武训精神” 先要和“武训道路”划清界限，而且在表扬时还要根据某种“教义” 严格加以说明，那么陶先生何必要表扬“武训精神”呢？ 陶先生一方面没有那么高的“理论水平和觉悟”，另一方面陶先生作为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他的精神是独立的，他不用也不会看什么人的脸色说话。杨耳没有对陶行知做过什么研究，但是他根据手中的“真理”，就可以肯定地判断陶行知表扬“武训精神”是错误的，认为陶行知在反动统治下宣传“武训精神”比在今天人民取得政权下宣传“武训精神”的害处更大些，认为这直接“降低与腐蚀群众的文化和政治上的战斗力。”[18]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社论的第一句就提到：“在发表杨耳同志《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 有积极意义吗？》 一文时，我们希望因此引起对于电影《武训传》的进一步讨论。” 说明了杨耳的这种观点得到了高层的某种肯定，也暗示了要对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展开重新评价。
1951 年在中共党内重要秘密刊物上的一篇文章完全证实批判陶行知是有计划的一场思想清理运动。文章说“陶行知在国民党统治时候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行动是接近革命的，但他的教育思想却是改良主义的。因为陶行知在当时并未接受马列主义，所以他的思想并不正确。陶行知的改良主义教育思想，在当前革命教育工作中是又能影响的，因此，必须展开批判。”[19]
张健认为：“今天，来研究陶行知先生的生平和事业，就在于认识陶氏三十年（一九一六至一九四六年） 来，如何由一个‘超政治’的迷信‘教育万能论’的改良主义教育家，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遭受失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与影响下走向革命的教训：改良主义路不通，只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参加革命才有出路。”[20]
现在没有证据断定批判《武训传》是在有计划地为重新评价陶行知做铺垫，但是从历史的过程看，又的确是一个“射人先射马” 的策略。对“马”的批判还会继续，但是对“人” 的批评已经开始，重新评价陶行知的文章大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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