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陶行知将生活教育的方针确定为“民主的、大众的、科学的、创造的”，从而奠定了民主教育在生活教育中的重要地位。然而，他未看到民主教育事业的实现，未能看到练好德育基础的建立，就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二）将民主教育作为道德教育的基础
陶行知认为教育的关键在于清除专制荼毒，启发人的自觉。若强有力者施愚民政策，以塞人之自觉、自治之源，必受外侮，而臻于亡。
陶行知的亲身经历让他感到新建民国犹如聚沙成塔，存在着种种严重缺陷。单纯的武装斗争的结果只能是“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因此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国家最为根本的途径是教育而非军事，唯有教育才能改变人心，才能实现真正的正义与自由的理想，才能建立起整个社会的公德基础。
（三）在民主生活中培育出真善美的活人
陶行知坚决反对不讲民主的教育，认为只有当一个人在生活中具有做主人的条件后，他才能真正担当起道德的责任。因此，他主张应重视个人之价值，唤醒个人之责任，予个人以平等之机会，应“视人民为社会之主体”，强调“政府者人民之政府”，一个社会发生危险的原因在于国民不能自主担责、“媚民政客”与“选举理事”式的伪领袖存在、乌合之众的多数横暴现象出现。
怎样才能防止险象出现呢？陶行知认为“施以相当之教育，而养成其为国家主人翁之资格焉”为第一要务。一切道德教育的基础是国民具有主人翁资格，并将这种资格潜移默化到个人意识之中，成为一种自觉。正因为此，陶行知与郭秉文在东南大学时期，破天荒地拆除了学监，改设学生自治委员会，使它成为学生在生活上自我管理，在品德上自我砥砺的组织，效果显著。1923年创办安徽公学，他继续在校中倡导学生自治。
陶行知认为德育的内容需要民主作维他命，德育的形式需要通过民主协商，德育的程序也需要民主，“自我批评是发展民主的有效手段，自我批评是促进自觉性启发的利器。”在民主生活中，“一方面培养自动的力量，一方面培养自觉的纪律，一方面树立宣导这力量及发挥这纪律有效而有条理的机构，使他们向着有目的生活奔赴，如百川之朝海。如果有一方面做得不够或有所偏，多少便会失去民主集中之效用”[27]。
在陶行知看来，只有民主生活才能产生真正的主人，真正的主人当中才能产生真善美的活人，唯有奠定好基础，德育才会有真实的效果；未能奠定基础，德育“不免种下龙种，收获跳蚤”。
[1] 原载《中国徳育》，2011年第8期。
[2]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4 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60页。
[3]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9 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718—719页。
[4]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4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88页。
[5]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4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62页。
[6]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4 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70页。
[7]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7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第1019页。
[8]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7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975页。
[9]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4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16—617页。
[10]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4 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79页。
[11]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4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16页。
[12]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7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9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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