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意见领袖的作用。为了探明受众个人之间究竟有没有行使影响力的人物存在，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在调查中提出这样两个问题：“您最近有没有向他人表明自己的政治见解，试图说服对方”、“您最近有没有接受他人有关政治问题的咨询”，然后将肯定回答占一项以上的人称做“意见领袖”，接着又发现，这些“意见领袖”与媒介的接触多于其他受者。
总之，个人影响、意见领袖的存在，使媒介的影响不能直接到达一般受者，从而造成“媒介—意见领袖—受者”（而非“媒介—受者”）的局面。不久，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将以上见解付梓出版，提名为《人民的选择》（1948）。
第二，“两级传播”模式的验证。
由于1940年的调查属于“意料未及”，未能清楚揭示“意见领袖”是怎样影响“追随者”的，且局限于政治领域，因此为了验证“两级传播”假说的正确性，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又实施了一项“个人影响力研究”（1955）。其内容为进一步比较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效果，进一步把握“意见领袖”的特征，在政治和投票以外的日常生活（购物、时尚、电影等）领域考察上述观点的有效性。结论如下：
就受者的态度（行为）而言，个人或者说人际的影响力，确实超过媒介的影响力。以时尚为例，研究者抽取了502个样本，调查、比较了三种人际传播方式和一种大众传播方式各自对时尚（发型、化妆品、化妆方法、服饰等）变化的影响和作用。结果是前者远胜于后者。
与此同时，“意见领袖”的存在再一次得到证实，并概括出其特征如下：（1）水平型。就意见领袖和追随者的关系而言，多数情况下呈水平型。换言之，社会经济地位高低不同的人之间，难以形成这种关系。（2）单数型。据调查，在购物、电影、时尚、时事这四个领域均拥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根本没有，跨三个领域的仅有3.1%，跨两个领域的也只有10.3%，在单个领域中发挥作用的最多，为27%。（3）活跃型。作为连接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纽带”，“意见领袖”不但积极地接触媒介，而且在人际传播中也十分活跃。有时，还作为团体规范的维护者出场。据此，拉扎斯菲尔德等人认为，以“两级传播”模式为核心的一系列观点就被有力地证实了。
第三，对“两级传播”模式的批评。
然而，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一经典性成果受到了质疑。好几项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某些重大事件一经媒介报道，就立刻被大众接受了，几乎没有意见领袖插足的余地。例如，美国学者多伊奇曼和达尼尔森选择了三条重大新闻——艾森豪威尔前总统心脏病发作（1957）、人造地球卫星“电讯1号”上天、阿拉斯加州升格（1958）——进行调查。结果发现，人们获知以上新闻的第一信息源，媒介为88%，人际为12%。这大不同于拉扎斯菲尔德等人的调查结果，即媒介直接作用于受众的情况十分明显。这样一来，“两级传播”模式似乎就要被推翻、被否定了。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略加分析就可以发现差异，先行研究（无论“投票”还是“时尚”）的着眼点，都在于态度和行为的变化，而后续研究的着眼点，却在于新闻的流动，即一是影响，一是信息。此时，研究者才注意到应区别“流”的种类，从而作出如下划分：信息流、影响流、感情流。原来，“两级传播”模式并无大错，只是不乏疏漏之处，“意见领袖”现象也并非虚构，而是多见于影响流之中。这方面认识的提高，与“多元效果论”的崛起有着显而易见的内在联系。
第四，对“两级传播”模式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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