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初，罗杰斯等人开展的“创新扩散研究”从另一个角度构成了对“两级传播”模式的补充。这一研究富有创造性地把个人接受新事物的过程，看做一个从认识到决定的过程，分为以下几个步骤或阶段：认知——初步接触新事物，但还没有获得全部的相关信息；关心——开始关心新事物，想得到更多、更详细的信息；评价——在头脑中构想新事物的利用、利益，决定是否采用；试用——为测定自己的构想、评价是否正确，先进行小规模的试用；采用——感到满意之后，决定全面接受新事物。
这些步骤、阶段与信息源之间有什么关系呢？通过调查，罗杰斯等人得出两个结论：首先，对认识来说，媒介信息源最重要。对评价来说，人际信息源最重要。其次，全国性信息源在认知阶段最重要。地方性信息源在评价阶段最重要。
当然，人们接受新事物的过程，未必都机械地按照上述顺序而展开，但可以肯定的是，各种信息源、影响源和感情源对各个步骤、阶段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在个人意向决定过程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显示出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举例说，最近电影院在放映什么影片？这主要由媒介广泛告知，但究竟哪部影片值得一看？人们往往通过家人、同事、朋友得到确认并决定行动。同样，人们根据媒介的广告得知大量商品信息，但最终决定购买什么种类、品牌的商品，通常是在征询了亲朋好友的意见之后。
这同时意味着，受者有各种类型。罗杰斯等人按他们接受新事物的先后快慢区分为五类：革新者、初期采用者、前期追随者、后期追随者、迟钝者。然后，从价值观、个人特性、传播行为、社会关系等方面，概括出了他们各自的特征。这样一来，不仅深化、细化了流程研究，对意见领袖和追随者关系的把握也更符合实际，从而突破“两级传播”模式，形成了“多级传播”模式。在大多数情况下，信息是通过媒介直接传送给受者，而影响是以人际传播为中介，间接传播的，即信息流是“一级”，影响流是“多级”的。
第五，对“两级传播”模式的再补充。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传播学界对流程的认识进一步深化。特别是1963年美国肯尼迪总统被暗杀之际，众多研究者就传播与事件的关系开展了调查，得出一些与前人不同的结论。主要是当发生特别重大的全国性、危机性事件时，即使在认知阶段，人际传播的作用也十分突出。调查表明，受众获知肯尼迪被刺杀的第一次信息源，竟然是媒介和人际各占一半。
另外，施拉姆认为，可将重大事件报道分为三个阶段：事实传播、治疗、解释和采用。它们分别与信息流、感情流、影响流相对应。首先，肯尼迪死了到底怎么回事？人们急于了解真相（信息流）。然后，人们感受到冲击，在震惊、愤慨或悲伤的情况下，迫切需要感情交流（感情流）。最后，人们镇静下来，就想知道应采取什么对策？捉拿凶手、追查主谋、谴责暴力等（影响流）。至此，有关传播（信息）流程的理论就比较完善了。
综上所述，信息流程研究从“投票行为”入手，以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发现并证实了以下规律：大众传播对一般受众的效果（影响力），往往是间接的。最容易取得的效果，是强化受者原有的“预存立场”。大众传播的信息大多直接地“流”向受者，其影响却大多间接地——以人际关系中的个人影响力为中介“流”向受众。“媒介—受者”的模式，被修正为“媒介—人际关系—受众”的模式。如此，在前述效果研究第一阶段中占主导地位的“枪弹论”，作为一种肤浅的效果观就被有力地否定了。这一功绩，在传播效果研究史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张国良）
3.论述“沉默的螺旋”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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