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性研究方法的历史相当久远。它不仅应用于人文科学领域，而且也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
（1）人文科学的定性研究方法
若按当代的角度看，人类历史上人文科学始终研究的，正是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中的文本。过去在人文科学对文学作品和其他主要文化形式的研究中，大部分只对文本中所包含的文化传统、意境、时代精神和意识形态提出解读和注释，而没有从文化角度对文本中出现的概念、词汇进行分析，而这些概念和词汇本身的变化具有相当丰富的意义。
包括文学历史研究、符号学和文化研究在内的人文科学视传统为意义的社会生产。所谓意义的社会生产，从人文科学的角度来看，就是内容，而内容既是特定主体性与美学的“表现”，也是对特定语境的“再现”。这种意义的社会生产与三个基本传播过程要素密切相关，这三个基本要素便是社会科学术语中的信息、传播者及其再现的社会结构。如果用人文科学的术语来说，这三个基本要素便是话语、主体性和语境。
“话语”概念是从西方哲学、神学和其他人文科学研究中对文本进行的研究中诞生出来的。提出“知识话语理论”的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认为：话语实践是指严肃语言行为。这种行为产生的言语，被称为“陈述”。严肃言语是权威性主体以某种被人们接受的方式所说的话（包括写作、绘画等）。这些话要求人们承认其真理性。换言之，陈述是专家们以专家身份说的话，是一种有价值的东西。其实，除了福柯的话语论述外，话语还有一些特点值得说明：“首先，话语是知识的载体和工具。话语的原意是指进行理性思维的能力，又指交流这种思想的手段，前者是形成思想的条件，后者是表达思想的媒介。这两者所依赖的话语既不是思想者、说话者的个人所属物，也不是与主体无关的客观差异体系。其次，话语的真理性不仅在于它说什么，而且还在于它怎么说，换言之，话语被接受为真理，不仅与它的内容有关，而且还与话语使用者的意向有关。再次，话语与权力（不仅是狭义的“政权”，还是广义的支配力和控制力）之间存在着复杂多样的关系，所谓说话，归根结底说话的权利，意义也就是具有自称为意义的权利。“话语的作用就是使人实际上不能在话语之外进行思想。”
话语的基本材料便是语言及其他符号。在当代人文理论家的研究中，“话语”已经包含所有日常生活的互动和意识层次，因此“话语”成为社会真实建构的媒介。通过语言，真实才得以进入社会。同样的，也只有通过语言，真实才可以进入主体范围之内，并且可以经过分析，得到解释。由此，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就成了人文科学重要的分析客体和分析工具。
“主体性”是指不同于传统哲学对主体的认识而提出的一个概念。传统哲学认为，主体是相对对立的一方，可以做出道德和美学的判断。然而，新近的人文科学研究认为：“人生活在世界上并认识世界，这并不是一种主观和客观的封闭性双向关系，人在认识过程中随时受到现存的各种思想体制的制约和束缚。人的主体是一个受到各种限制的，早已由一系列为世界的代表系统所决定了的‘屈从体’”，“已经被安置在意识形态结构为我事先排定的位置上”。这个位置也是由语言来决定的。语言就是“世界的代表系统”。
“语境”是指我们在分析文本时所必须考虑的某种情境和历史过程。正是语境使得文本成其为文本。因此，我们从人文科学角度研究传播时，实际上也将传播视为某种“语境”。传播是历史变化过程的结果。因此，我们的分析焦点要转到受既定社会或文化主导的文本的深层结构。
可以说，话语是人文科学进行研究时共同面对的客体。构成话语和文本的语言，则成了多年来人文科学研究的核心。从早期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到后来的文化研究、后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等，都重视对文本的诠释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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