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身体的社会化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者，否定女性进入资本主义体系又意味着什么？什么是女性的“解放”？斯皮瓦克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些问题，但是有一点，女性身体的社会化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和帝国主义危机管理的产物。在绝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上，在市场的寻找、培育和扩展以及消费的维持等方面，女性都成为了资本全球化时代的一个焦点。这就是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资本的威力：“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59]
我们看到，斯皮瓦克正是通过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同解构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的碰撞，重新揭示出在后殖民境况下的第三世界以及女性是如何依旧生存在帝国主义的经济和文化压制之下的。正如她在讨论伊斯兰女性时所说，如果说在后苏联时代的欧洲重读马克思是重要的，那么，不仅在阿尔及利亚、同时也在国际背景下来重新思考伊斯兰女性，这一点同样是十分重要的。[60]
第一世界不仅从经济上占领了剩余价值，维持着自己的财富增长，而且通过科技遥控和内在分配的平均化等方式使得资本循环的危机得到新的控制，并且也使得第一世界从文化上进行良性的自我再现成为了可能。这又反过来进一步缓和了第一世界的内部矛盾。在原理上，这种危机控制是通过增加中间环节和现代生活的专业化的方式来进行的，经过这种“距离化”，“起源”和结果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难辨，过程更加难以追溯。通过专业知识之间的隔阂或者全球空间的距离，人们逐渐丧失了解读现实的机会和能力。当资本主义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全球规模，“人们对日常存在的理解变得日益困难”，在西方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形成了结果对于“起源”的专制，形成了对“来源”和过程的可怕的遗忘。而那些占据意识形态核心地位的、生产知识和信息话语的部门、机构正在不断地复制和强化这种遗忘，最终成为帝国主义危机控制的一环，与经济上的危机控制形成强有力的共生。正如前面斯皮瓦克在谈论文化研究时暗示出的，即使像杰姆逊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其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分析中，也没有试图对后现代主体生产的空间进行具体化。后现代社会中的城市消费者对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的超级剥削没有认识。他的分析、对于他潜在地要达到的后现代政治来说，远远不是解放性的。相反，斯皮瓦克提醒人们注意华尔街那些投资者、那些不断招募资本全球化的参与者的人，注意到他们与这种分析之间的同谋关系。[61]
帝国主义对于危机的新控制方式与它利用西方文化的“真理”来支持殖民主义事业具有同样的性质。斯皮瓦克认为，西方文化在主体的论断上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种方式。在这两种不同的背景下，价值就拥有了不同的含义。宽泛地讲，在唯心主义把主体界定为意识的论断中，人的价值就意味着三个老生常谈的东西，即“真”、“善”和“美”，或者韦伯和哈贝马斯所说的“认知”、“伦理”和“美学”三个领域的核心。西方知识潜在地承认了这种价值及其实现形式，并以此来评断世界的其余部分，从而占据了伦理主体的位置。帝国主义的危机管理极为清醒地运用了这一意识形态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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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送门： 如何评价殖民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历史发展所起的历史作用 后殖民理论最经典十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