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皮瓦克谈到，一些白人学生认为，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和学生从美国教育体系中得到了如此多的好处，因此他们很难理解对美国教育体制甚至对西方知识的批评。实际上，这种看法是颇具代表性的。在许多西方人，甚至第三世界本土人士看来，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援助、人道主义救助以及改善其政治制度等方面，确实是“真”、“善”、“美”的价值表现。但斯皮瓦克认为，如果他们能够看一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文献，如果人们能够真正地看一看这些预算案得以建立的方式，他就会知道，某种程度上说，美国教育系统、美国大学机制能够显得如此高技术和高质量，他的这种显赫的位置大部分是由第三世界创造的。但是，第三世界创造第一世界显赫位置的方式却是不可见的，因为它被无数中间环节阻断了。事实上是，大多数人绝不会去看这类经济文献。他们所阅读的东西是期刊上的意识形态材料和由那些没有完全搞清这些东西的人所写的报道。另外，所有这些外国学生存在于大学中，享受着第一世界的雨露和阳光，这却是一个鲜明可见的事实。因此，没有劳动价值理论，我们很难看到第三世界的劳动是怎样成为西方学术持续的资源的，并且难以看到，正是这些学术机构为第一世界的操纵方式提供着特定的意识形态支撑。[62]
相反，与唯心主义对人的本质界定不同，马克思主义从唯物主义角度把人界定为劳动力，价值于是就成了某种具有“可交换性”的东西。斯皮瓦克说，马克思那些著作反复要指明的就是“究竟谁是资本逻辑中的劳作者”。我们看到，经常的情况是，第三世界的产品在发达国家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自己的手中，而资本家就是借助这种奇怪的商品旅行取得了商品最终的价格决定权力，并且从中得到远远高于第三世界劳作者的回报，过着自己高消费的生活。斯皮瓦克认为，弄清楚这一点，甚至没有必要真正的如此理论化，只是简单地注意到相应的那些文献就行了。你会发现每一个帮助项目都伴随某种条件，比如买一定种类的产品，雇佣一定百分比的不同层次的民族国家工人，等等。问题就在于，当你没有读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会相信你是在帮助地球的另一边，在帮助他们发展自己，这就是这两种关于主体的论断与帝国主义危机管理之间的关联。[63]
在这里我们看到，在帝国主义危机控制新方式问题上，斯皮瓦克的分析说明，支撑西方殖民话语的深层文化传统在今天依然延续着它的生命力。在后殖民状况下，它同西方建基于殖民历史的科技发展继续扭结在一起，在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影响下，西方人对自身的经济强势和文化优越性形成了自以为是的认识。斯皮瓦克正是通过解构的方式，通过继承马克思的批判精神，重新描画出了资本全球化时代的经济、文化文本存在的各种差异和延异链，从而使我们得以重新理解后殖民景况下的第三世界以及以“无声”为特征的“属下”群体的位置和命运。
四
一般认为，“属下”（subaltern）这个词汇是从葛兰西那里借用来的。它的词典意义是指军队里的上下级关系中从属性的一方。在葛兰西论述阶级斗争时，迫于政治压力，他用了“属下”这个词汇来代替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这个概念。它可以与“从属的”（subordinate）或者“工具的”（instrumental）进行互换，以用来指“没有权力的人群和阶级”。事实上，如果我们注意到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的强调，我们就会注意到“属下”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区别，在于它更倾向于其中的文化因素，更倾向于从历史和意识等方面来讨论这一概念的内涵。在中译本中，“属下”阶层有时候也翻译为“下层集团”，下面是葛兰西对“属下”概念的说明：
在定义上，属下层阶级是不统一的也无法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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