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层社会集团的历史必然是支离破碎的。无疑在这些集团的活动中存在着一种统一的趋势（至少是暂时的阶段），但这种趋势不断被统治集团的活动所打断……下层集团往往受统治集团活动的支配，甚至当他们起义反抗的时候亦是如此：只有“永久性的”胜利才能打破这种从属关系，而且不能立即实现。[64]
以上引文中，我们看到属下阶层除了在经济地位上与“无产阶级”相同以及在政治上“没有权力”之外，一个重要特点其实是属下阶层在文化上的顺从和依附性。他们是不能“自立”、缺乏历史整体性和自我主体性的一群。相比之下，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则是一个有着鲜明主体意识、强烈社会组织性和明确的政治历史感的群体。并且，相对于“无产阶级”在经济关系上的较为明确的定位，“属下”则是一群处在“沉默”之中的、没有理论严格性的群体称谓，而在概念中体现出来的这种所指的临时性、异变性，透露出的恰好是某种程度上的解构主义精神。因此，斯皮瓦克承认：“我喜欢‘属下阶层’这个词语有一个原因，它是真正情境化的。……这个词语是葛兰西在审查制度下才使用的：他把马克思主义称作‘一元论’，并被迫把无产阶级称作‘属下’。这个词语，在被逼无奈之下使用的东西，已经被转换为对任何没有被纳入严格的阶级分析的事物的描述。我喜欢它，因为它没有理论的严格性。”[65]
不过，我们很容易理解，葛兰西被迫使用的“属下”概念虽然与“无产阶级”等概念在灵活性上有一些差别，但葛兰西使用这个概念却很难说仅仅是因为其“灵活性”。在斯皮瓦克看来，更加重要的可能是，“属下”概念是葛兰西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安置在具体的意大利土地上的结果。因此可以说，葛兰西“属下”概念提供给斯皮瓦克的是某种适合于解构批评的灵感。在葛兰西看来，由于意大利农民在全国人口中占有较大比例，所以必须依靠他和城市工人阶级之间的结盟，或者在农民中发展阶级意识才能够使农民的解放得以有效地进行。在意识水平上，“集体工人”这个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工人阶级”乃至“无产阶级”的概念，就成为了“属下阶层”的一个发展目标。因为“集体工人”已经能够明白自己的任务并通过实际行动来表达他们的政治觉悟。正是这种自主性意识，使得他们不再具有从属性，或者已经开始走出从属的地位。[66] 因此葛兰西的“属下”概念的确是在意大利背景下、对马克思“无产阶级”概念的代替，像马克思论述的欧洲无产阶级一样，它寄寓着未来发生社会政治变革的可能性。
但是遗憾的是，在前殖民地国家的脱殖运动中，民族的独立解放斗争大多数是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精英作为领导的。今天所谓的后殖民国家的处境，也与其政权的资产阶级精英性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为在脱殖运动中，民族主义精英阶层尽管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与殖民政权形成了对抗，但是他们借以进行对抗的文化力量和理想蓝图，却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西方文化，依赖于他们所接受的自启蒙时代以来的一整套西方现代性观念。由于在文化思想、政权性质等方面沿袭了殖民历史的遗产，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殖民时期的经济和政治现实被全球化时代的世界体系继续维持着。今天的后殖民国家在被第一世界的后现代景况牵引、包围的同时，自己仍旧延续着斯皮瓦克看来是十分残酷的“前现代文本”。斯皮瓦克曾经在谈论印度时简要概括了这其中的原因：在殖民历史的每一个阶段，并没有大量的英国人在印度，但为什么他们却牢固地树立起了压迫性的控制结构？这是因为本土精英认同这种压迫结构并且发现他们同样可以用这一结构来巩固自己的地位。[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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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送门： 如何评价殖民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历史发展所起的历史作用 后殖民理论最经典十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