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后西方的文学由摹仿自然转为摹仿人生再转为摹仿现实，但始终是摹仿的观念。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达·芬奇把诗画几乎看成是一样的东西，他说：“绘画是不说话的诗歌，诗歌是看不见的绘画”，他认为诗歌和绘画都是摹仿：“绘画是肉眼可见的创造物的唯一摹仿者，如果你蔑视绘画，那么，你必然将蔑视微妙的虚构，这种虚构借助哲理的、敏锐的思辨来探讨各种形态的特征：大海、陆地、树林、动物、草木、花卉以及被光和影环绕的一切。事实上，绘画就是自然的科学，是自然的合法的女儿，因为绘画是由自然所诞生。”[4]本来关于西方的文学摹仿论我们可以引用的资料很多，为什么要单单引达·芬奇这句画论呢？这是因为达·芬奇这段看似违背常识的话，恰好最能说明西方文学摹仿观念的本质。“虚构”就是作家的虚拟，可达·芬奇为何要把“虚构”看成是对于世界的哲学的思辨呢？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绘画明明不是“自然的科学”，而是人文的科学（如果可以说“科学”的话），可达·芬奇为什么要违背常理把绘画（连同诗歌）看成“自然的科学”呢？实际上，达·芬奇说出了西方摹仿说的最根本之处。就是说，西方的文学摹仿说，把文学艺术看成是真理和知识的形态，而不看成是主观的情感的表现。在摹仿说看来，无论是诗人还是画家都是真理的追求者和知识的发现者，虚构则是一种科学的探讨，这与人的情感无关。达·芬奇的看法与柏拉图的看法是一脉相承的，虽然达·芬奇不再相信“理式”，而相信“自然”。
18—19世纪，西方各国的资本主义已经达到了一个顶峰，资本主义有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资本主义创造了空前未有的财富，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5]但这巨大的财富造就了资产者和无产者的对立；另一个维度是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罪恶充分暴露出来，人的异化也达到了空前的地步，不但无产者被异化了，资产者也被自己的贪欲所异化。
于是那个时代的作家、诗人分别走了两条不同的路，一条就是批判现实主义的路，他们还是主张文学摹仿、再现和揭露罪恶的现实，狄更斯、巴尔扎克、列夫·托尔斯泰等作家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另一条是浪漫主义的路，他们不再主张文学是摹仿和再现，而主张文学是理想的照耀，是想象的表现，是人的情感的自然流露，借此或烛照现实或躲避、疏离现实。渥兹渥斯[6]、柯勒律治、雪莱、雨果等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然而在西方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摹仿说深入人心，它能统治西方文坛两千余年。任何伟大作家都要变着法，说自己的作品是摹仿自然或摹仿现实的产物，以表明自己是有“真才实学”的人。如法国伟大作家巴尔扎克就说：“法国社会将写它的历史，我只能当它的书记。编制恶习和德行的清册，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刻画性格、选择社会的主要事件、结合几个本质相同的人的特点揉成典型人物，这样我也许能写出许多历史家没有想起的那种历史，即风俗史。”[7]当法国社会历史的“书记”，写出“风俗史”，依靠的就是“摹仿”。但巴尔扎克比别的作家深刻的地方，在于他看到“现实”本身有时不真实，因此需要“典型人物”，需要“文学真实”，他曾这样说：“生活往往不是过分充满戏剧性，或者就是缺少生动性。并不是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切都得描写成文学中的真实。”[8]所以他认为“文学真实”高于“现实真实”，因为文学真实是不但经过作家的再现，而且有虚构，有综合，有加工，这就比真还真，比看到的现象更具有本质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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