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魏晋六朝时期，随着社会的变化，个体意识的逐渐觉醒，加之社会混乱，民众生活颠沛流离，人们对圣人之言产生怀疑，儒家的意识形态开始走向衰微。人们意识到人首先是个人，于是文学的观念从“言志”说转向陆机的“缘情”说，转向刘勰的“物以情观”说、“情者，文之经”说，从而对中国诗学的情感论作出了重新的理论阐述，凸显出中国文学理论强调文学乃抒情之作品的性质。那么，这“情”是什么呢？《礼记·礼运》说：“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这就是说，情是指人的生命的情感。生命的情感怎样转变为文学的内质的呢？这就是中国古文论中反复强调的“物感”说和“情观”说所力图说明的。“物感”，指人的情感虽然是天生的，但只是潜在的能力，必须“感物”才能“起情”。“物感”说，最早由《礼记·乐记》提出，到了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作出了这样的解释：“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中，有不少学者常把“物感”说与毛泽东《讲话》中的“生活源泉”说相比附，认为“闪烁着唯物主义的光辉”[5]，这是大谬不然的。中国古代的“物感”说，强调的是“应物斯感”的“感”，人必须先有天生的“七情”，然后触物才有“感”，“七情”在先，“物感”在后，换言之，是情感触物后对物的情感评价，强调的是“感”，而不是“物”。这是属于“审美”论；毛泽东的“生活源泉”说，是先有生活，然后才有人的意识的反映，才有文学形象的反映。这是属于近代哲学上的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两者是不同的，不可随意比附。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篇提出的“情以物兴”和“物以情观”则说明了魏晋六朝时期有见识的士人已注意到了诗人、作家的整个创作过程。所谓“情以物兴”，是说明诗人、作家创作之初是触物起情，即人天生的情感由于外物的触动而引起情感的兴发，这个过程可称为情感的“移入”，即由外而内；但对诗人、作家而言，情感的“移入”仍然不够，诗人作家还必须“物以情观”，即用自己的情感去观看、评价外物，使外物也带有人的情感，这个过程可称为情感的“移出”，即由内而外。在中国文学理论看来，文学创作就是情感的“移入”和“移出”的双向过程。诗人、作家不过是围绕着情感来做文章，实际上是围绕着人的生命来做文章。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最重要的范畴之一就是“赋比兴”的“兴”。所谓“起兴”、“兴味”、“兴趣”、“兴象”、“兴寄”、“感兴”、“入兴”、“兴义”、“兴体”、“勃兴”等，都是指情感的兴发状态。
总的说来，在魏晋六朝时期，诗人既是社会性的存在，更是个体性的存在，因此与汉代一味主张抒发社会性情感不同，而主张诗人可以抒发个人性情感。晋代时期的大诗人陶渊明的大部分诗歌，如“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等，都是个人性情感的抒发。但我们又要看到，像陶渊明这样独特的诗人，也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并非浑身全是静穆”，他也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的诗篇。[6]所以，我们说魏晋六朝诗人主张抒发个人性的情感，也不是绝对的，仍然有不少诗人写出“志思蓄愤”的“为情而造文”[7]的社会性很强的抒情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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