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人是从自然中来的，那么人文的起点就是自然。中国古代思想认为，人的人文法则是从效仿天地自然中获得的。《周易·系辞下》论述八卦的制作过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9]这里虽然是在说明八卦的制作过程，但我们可以从中体悟到人类的文明，不是凭空产生的，是对天地自然的效仿。其实《老子》也说明了这一点：“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说的“道”就是天文—人文法则，终是效法自然而来的。
既然人文的起点是自然，并且是效法自然而来，是极其庄重的事情，那么人和人文就是有极大的价值的。虽然，在中华古籍中，并不特别强调个人的价值，但对群体的人、社会的人则极为看重，认为人与天地并立，是三才之一。《礼记·礼运》：“人者，天地之心也。”董仲舒更强调说：“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10]作为与天地对应的人“贵”在何处呢？或者说人与人文价值何在呢？《周易·贲卦·彖传》中写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是讲观察自然以知道四季变化的规律，这指明了“天文”的价值；“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则是讲观察“人文”从而教化天下，促成天下按照人文的法则得到良好的治理。人道和人文的意义是巨大的宝贵的。
既然人文有如此大的意义和价值，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人？儒家思想的意义在这里就显示出它的意义。孔子提出了“仁”，孔子用“爱人”来解释“仁”，用“亲亲”来解释“仁”，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来解释“仁”，用“克己复礼”来解释仁。[11]这就回答了中国古代文化处理对待人之道。在“爱人”这个前提下，进一步衍化出“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等人与人关系的人伦原则，这五种人伦关系被称为“五达道”，是很重要的，这里包含人对人的亲爱、人对人的尊重。到了孟子那里，把“仁”的理论又发展了一步，提出了“民本”思想，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2]所以中国古代文化无法接受西方的“人与人之间是豺狼”的理论，也就很自然的了。应该说，中国古代的人文传统，从“四海之内皆兄弟”这种爱人、亲人、尊重人开始，后来打上了慈、孝、义、悌、友、恭、敬等伦理的烙印。中国古代诗歌的所谓思乡、亲情、隐逸、咏史四大主题，都是从中国特有的人文传统中延伸出来的。没有充满人伦的乡村以及人与人的相互依靠，如何会有“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之感慨？没有内部家庭亲密人伦关系的组织，如何会有“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的咏叹？没有人伦感极强的故乡的诗意在，士人们又如何有“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陶渊明）的回归？没有故园土地和先人的牵挂所怀有的亲切之感，又如何死后也要落叶归根，而咏叹“埋骨九原江上月，思家百口陇头云”（吴伟业）？没有人伦关系的人文精神所形成的历史血脉，怎会有“西湖一勺水，阅尽古来人”（洪昇）的感叹？总的说这都是根植于农耕文明所表现出的家庭成员之间需要协作以获取物质生存的人文精神的土壤中，与商业文明中那种只讲利润的原则是不同的，因此中国文学的主题与西方文学的主题也就不同。
中国历史是发展的，上述儒家的人文传统在不同时期也有升沉，进退、变化、起伏，不是固定不变的，总是随着中国之治乱而发生变化的。就是说，在治世，上述人伦道德得以实现，而在乱世则正常的人伦道德也会沉沦。对于文学来说，重视人伦的结果，就是重视对于相关对象的抒情，从而进行情感的评价，这就形成了以审美论为核心的文学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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