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华文明的务实精神不同，西方文明那里却注重探求自然规律的科学精神。从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开始，就拥有了不以实用为目的的探求自然奥秘的好奇心。所谓“中国人重仁，西方人重智”（康有为）。为什么西方从古代开始就重视对自然规律的探索呢？这还是他们的海洋文明在起作用。西方古代人由于要通过交换性的商业，不得不出没在惊涛骇浪的海洋上，大自然成为他们的对立物，他们自然就逐渐形成了要征服自然的愿望和思想。那么如何才能征服自然呢？使自然为我所用呢？这就需要探究自然的规律，并按照自然故有的规律去征服自然。这样，爱好科学就成为西方人的共同的价值取向。早在公元前4世纪，被称为西方科学之父的亚里士多德就著有《物理学》、《天体学》、《动物史》以及气象学、矿物学等著作，他的关于逻辑学、修辞学、形而上学的理论更为西方科学的发展打下了理性的思维的基础。西方的科学精神主要发展了理性、客观和质疑三种品格。理性是西方科学思维中的核心，主要体现为：客观自然是可以认知的，概念、范畴和逻辑思维是有效的，真理是难能可贵的等。客观精神则表现为：尊重客观的事实和客观的世界，科学研究要注重实证，实证不但要注重逻辑、推理，也要注重实际经验的验证。质疑精神则认为对于自然事物的认识是一个无穷尽的过程，没有绝对真理，只有相对真理，只有在质疑中真理才能前进。
西方人重科学，反映到文学上，就会有充满众神的史诗精神，有堂吉诃德式的幻想精神，有浮士德式的创造精神，有作家巴尔扎克等的批判精神。
中国的务实精神和西方的科学精神有明显区别。中国人的务实精神是以非宗教的“入世”和“经世”的思想为主导的。《周易》就有“君子以经纶”[21]的教导。“经”就是经纬，“纶”是指纲纶。中国人也有终极关怀，即它引导人们在世上做圣贤，达到所谓“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而不引导人们为彼岸的灵魂做救赎。西方人的科学精神重玄想，他们的科学精神与宗教伦理是不矛盾的。他们以为，上帝创造了世界的万事万物，这其中是有规律为依凭的。科学家研究自然事物，就是把这依凭的规律真实地揭示出来，这并不否认上帝的存在。相反，他们认为，科学研究提高了真正宗教的境界，并使宗教的意义更深远了。他们的终极关怀仍在彼岸世界。因此许多科学家仍然是宗教的信徒，如牛顿、海森堡等。
西方经历过的文艺复兴时期，宣扬人文主义。人文主义在西方是与人的教育和修养分不开的。“人文主义的中心主题是人的潜在能力和创造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包括塑造自己的能力，是潜伏的，需要唤醒，需要让它们表现出来，加以发展，而要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就是教育。”[22]那么像荷马、西塞罗、维吉尔等作家的作品就成为必修的书，因为人们可以从这里学习到人文主义的知识，并加强修养。启蒙主义时期，文学作品更被看成让人了解世界的知识矿藏，解除蒙昧的伟大力量。
从上面所做的叙述中，我们可以了解中西文化和文学理论的差异是巨大的，其差异的历史文化原因也是复杂的，但我们必须从中西文化不同入手，才能寻找到中西文学观念不同的文化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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