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1976年10月是一个划时代的岁月。从那时起，一个新的时代已悄悄在中国大地上诞生。迄今为止，我们对时代的嬗变的认识还远非充分。土地还是这块土地，人还是这些人，但时代已进入另一个轨道，一个为中国大多数人所乐于接受的轨道。“改革”一词庄严地登上了历史舞台。我们面对的景观（物的层次）改变了，我们的理论和制度（心与物的结合层次）也发展了，我们的心态结构（心的层次）也正在变化，一句话，从物质、精神到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都在发生变化，整个的文化场都在更新。
我们所处的新时代是从改正错误起步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毛泽东的思想本来是很清醒的。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近20年的时间里，实际的生活往往偏离上述的正确思路。我们常常迷失自己固有的目标。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我们主要不是把建设作为自己的事业。这样，新时代面临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寻找回失落了的“思路”，使国家的功能转向自身。“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使国家转入搞建设的轨道，使工农兵学商各安其业，就是“转向自身”的实现。所以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由外而内的回归自身的时代，自主性是它的首要特征。
时代的自主性要求我们时代的文学理论也应该有自主性的品格。然而，迄今为止，文学理论仍甘心当人家的附庸，失去自身应有的特征。本来，文学理论应该是文学的理论。可实际上，我们的文学理论长期以来是哲学的理论，政治学的理论，近来又变成了系统论的理论，模糊数学的理论……名为“拓展”，实则失去自己应有的个性和自主性。
我们的文学理论至今还是哲学的生硬的套用。千万不要误会，我不是说文学理论不需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哲学基础永远是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可以保证文学理论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转。这一点我们任何时候也不能动摇。但是，哲学也不是万能的，就是把最正确的哲学原理直线式地、简单地套用于文学理论，也丝毫解决不了文学理论本身的问题。我们一直反对庸俗化，但不能说我们在文学理论方面的庸俗化已经肃清。譬如，文学的本质特征问题，典型问题，真实性问题，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问题，等等，我们的文学理论是充分哲学化的，是正确的，可又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因为这种理论不是文学的理论，而是哲学理论配以文学的例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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