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在‘**’前的17年，我们对人道主义与人性问题的研究，以及对有关文艺作品的评价，曾走过一些弯路。这和当时的国际形势的变化有关。那个时候，人性、人道主义，往往作为批判的对象，而不能作为科学研究和讨论的对象。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我们一直把人道主义一概当作修正主义批判，认为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绝对不相容。这种批判有很大片面性，有些甚至是错误的，我过去发表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和讲话，有些观点是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的。‘**’中，林彪、‘四人帮’一伙把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批判，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他们推行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制造舆论根据。过去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错误批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这个教训必须记取。”[3]周扬在这里所说的都是事实：第一，十七年一直批判的人性论、人道主义不能被当作研究的对象。如1957年巴人发表了《论人情》，同年，王淑明发表了《论人情与人性》，陈梦家发表了《论人情》，徐懋珍发表了《过了时的纪念》，钱谷融发表了《论“文学是人学”》等，都遭到毫不留情的批判。其实，巴人等发表的言论都是常识性的，并非什么高深的理论，如巴人说：“人情是人与人之间共同相通的东西。饮食男女，这是人类所共同要求的。花香、鸟语，这是人所共同喜爱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这是普通人的共同希望。如果这社会有人阻止或妨害这些普通人的要求、喜爱和希望，那就会有人起来反抗和斗争。这些要求、喜爱和希望，可说是合乎人类本性的。”可能出于鲁迅对文学的非阶级性的批判，出于毛泽东对人性论的批判，于是把人道主义和人性论当作学术的禁区，不许涉及，不许研究，结果连这些普通的常识也被当作反动的言论来对待，被不留情面地批判。第二，周扬作为文艺工作的主持者，自己过去也错误地批判过这些言论，对此周扬做了诚恳的检讨，说“我过去发表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和讲话，有些观点是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的”。的确，周扬在1960年第三次文代会和中国作协理事会上，做了题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的讲话，列一章“驳资产阶级人性论”，他说：“‘人性论’是修正主义者的一个主要的思想武器。他们以抽象的共同的人性来解释各种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以人性或‘人道主义’来作为道德和艺术的标准，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其中还直接点名巴人，进行严厉的批判。二十多年过去了，周扬对此做了检讨，应该受到欢迎。最后，周扬自己在“文革”中遭到非人性甚至反人道的对待，有了刻骨铭心的感受，体会到人道主义是多么重要，不能不起来与林彪和“四人帮”的惨无人道和灭绝人性的言行进行斗争。这说明一个领导者或学者空谈理论是不行的，必须在生活实践中对相关问题有深刻的体验，才能站在正确的理论立场上，与自己和别人的错误思想划清界线。这也说明周扬为什么对他发表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意见一直不肯放弃，始终认为自己是有道理的。
（二）马克思主义包含人道主义，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同盟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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