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周扬遭到最多责难的一个论点。首先是对“异化”概念的理解。周扬说：“所谓‘异化’，就是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然后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个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转过来反对或支配主体本身。‘异化’是一个辩证的概念，不是唯心的概念。……马克思讲的‘异化’，是现实的人的异化，主要是劳动的异化。”[9]周扬所讲的“异化”概念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讲的“异化”是一致的。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工人对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因为根据这个前提，很明显，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劳动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10]。马克思所讲的劳动的异化是说，工人生产出产品，但产品成为一种异己之物，反过来支配工人。周扬正是在领会了马克思的概念之后提出他的看法的。这两者之间没有根本的区别。其次，也是根本的，就是社会主义时代有没有异化现象。这是争论的焦点。周扬说：“承认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反对异化，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社会主义消灭了剥削，这就把异化的最重要的形式克服了。社会主义社会比之资本主义社会，有极大的优越性。但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就没有任何异化了。在经济建设中，由于我们没有经验，没有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必然王国，过去就干了不少蠢事，到头来是我们自食其果，这就是经济领域的异化。由于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会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做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叫权力的异化。至于思想领域的异化，最典型的就是个人崇拜，这和费尔巴哈批判的宗教异化有某些相似之处。所以，‘异化’是客观存在的现象，我们用不着对这个名词大惊小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当不害怕承认现实。承认有异化，才能克服异化。”[11]如果我们认为周扬对“异化”的界说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就必须承认，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面的力量由于各种原因转化为异己的力量，这种事实的确存在于经济领域、权力领域和思想领域。就经济领域说，由于非公有经济日益强大，私人企业主实际上就是资本家，他们对工人的剥削是明显存在着的，工人劳动的异化不但没有克服，而且有所增加。这个问题我们只需考察一下农民工与私营企业主的关系，就可以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在权力领域里，由于官员的贪腐现象仍然严重存在，官员变成罪犯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的，这些官员从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蛀虫，就是说人变成虎豹豺狼，变成非人，这是不是异化呢？思想领域的问题更多，我们需要物和钱，但物欲和钱欲一旦发展起来，就成为拜物主义和拜金主义，人反过来被物和钱控制和支配，这是不是异化呢？所以，周扬所讲的三个领域的异化被社会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80年代初期留下的那场讨论，既然如胡乔木后来所承认的那样是学术讨论，就不能政治化，不能随意上纲上线，就不能扣帽子。学术问题不能设禁区，只能用百家争鸣的方法去解决。另外，有些问题，不要忙着下结论，要等待实践的检验。不能一边在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边又用主观意志对待学术讨论问题，匆忙下政治结论，不给学术讨论留下必要的空间。再一点，学术面前人人平等，不是谁的官大，真理就握在谁的手里。胡乔木当时是政治局委员，周扬是中央委员，但真理不在于谁的官更大。这是那场讨论给我们留下的思考。我们必须吸取这个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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