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情有独钟，不但在延安时期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50、60年代致力于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阐释，而且在新时期开始以后，在实践证明毛泽东在文艺问题上也有不当说法之后，周扬晚年仍然充满热情地重新阐释毛泽东文艺思想。但是他的阐释有了全新的内容，这是他顺应时代变化的结果。他的阐释主要包括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上继承传统与革新创造的关系三个方面。
（一）文艺与生活的关系
周扬不再像五六十年代那样过分强调深入生活、深入工农兵的斗争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而是另外开辟了一个向度来理解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他说：“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它把生活的整体作为自己的对象。它从生活出发，又落脚于生活，并给与伟大的影响于生活。作家任何时候都应当深入生活，忠实于生活，写他自己所熟悉的、有兴趣的、感受最深的、经过深思熟虑的东西。作家不应只根据一时的政策，而应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来观察、描写和评价生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艺的真实性与政治性是统一的。”[1]在这段话中，周扬对于文艺反映社会生活的理解，不再停留在深入生活和改造思想这一点上，而提出过去从未提出过的、作家可以“写他自己所熟悉的、有兴趣的、感受最深的、经过深思熟虑的东西”，“应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来观察、描写和评价生活”。这是观察视点的变化，他不是从政策的统一视点去看生活，而是从以个人体验为本位的视点去看生活。这两个不同的视点是有根本的区别的。后一个视点才真正符合创作的内在规律。如果周扬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有这种理解，那么像茅盾、巴金、夏衍、田汉、老舍、曹禺、沈从文等一大批中老年作家就不会纷纷搁笔，放弃文学创作，而会乐于拿起笔，写自己熟悉的、有兴趣的、有体验的、深思熟虑的生活，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来观察、理解、描写和评价生活，我们“十七年”的文学该会涌现出多少优秀作品！实践证明，新时期的文学创作正是由于走了这一种文艺与生活关系之路，才走出一片新的天地。
对于歌颂与暴露的问题，周扬也有新的解释。他说：“作家和艺术家在认识和反映生活的时候，应该努力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世界观作指导。这种世界观承认社会生活是充满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社会主义文艺要勇于揭露和反映生活中的矛盾与斗争。是正视矛盾、揭露矛盾，还是回避矛盾、掩盖矛盾，这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艺术观的反映。所谓歌颂与暴露，并不是彼此对立的、不相容的，而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关键在于站在什么立场，歌颂什么，暴露什么。文艺创作既要描写人民生活中的光明面，也要揭露社会的阴暗面。有光明面就有黑暗面，有颂扬就有批判。社会主义文艺负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任务。‘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丢掉这种批判精神，它的革命性就丧失了。”[2]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说，还是要不要和敢不敢呈现生活真相的问题，如果敢于呈现生活的真相，那么无论是光明的还是黑暗的，都可以进入文学作品，因为有光明就会有黑暗，在这里对创作不设置禁区是理所当然的。
（二）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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