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不先追溯一下“审美”特征论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一社会文化语境，那么我们似乎可以把文学说成是任何一种事物。因为文学和文学活动涉及的范围很宽，怎么来理解文学都可以。文学是摹仿，文学是复制，文学是再现，文学是反映，文学是表现，文学是情感的表现，文学是有意味的形式，文学是义理，文学是道，文学是抒情言志，文学是语言，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文学是更高悬浮于上层的意识形态，文学是特殊的意识形态，文学是原型，文学是格式塔，文学是教育，文学是真善美的统一……我们还可以这样一路说下去。所以早就有学者认为，与其问文学是什么，还不如问文学不是什么。任何一种文学界说，都有它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都有它针对和批判的对象。
那么，20世纪80年代初，在文学的界定上面，我们遭遇到什么问题呢？ 1966年2月林彪委托江青在部队召开文艺座谈会，会议有个“纪要”。在这个“纪要”里，江青说：“文艺界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却基本上没有执行毛主席思想路线，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应该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艺工作由于过分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到了1957年以后已经有“左”的倾向，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到处可见。可是，江青认为还不够“左”，不够“革命”，甚至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路线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政”，全盘否定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工作，根本不顾基本事实的存在。
“文革”开始后，江青把“极左”的东西推到了极端。那时“八亿中国人只有八个样板戏”，过去的一切作品，除少数的作品外，差不多都被批判为“封资修”大“黑货”。那时“政治”就是一切，“阶级斗争”就是一切，“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一切。那么文学是什么？“文革”前开始流行的“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被接过来加以延伸，形成了所谓的“三突出”、“从路线出发”和“主题先行”等唯心主义理论。1974年，原上海市委写作班子插手编写的《文学基础知识讲话》，第一讲副标题就是“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1975年张春桥论“全面专政”的文章，又把这一理论推进一步，提出“文艺是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工具”。文艺工具论甚嚣尘上，到了“文革”后期，连毛泽东自己也不满了，1975年年初他在与邓小平谈话中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邓小平说：“现在文艺并不活跃。”毛泽东又说：“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1]20世纪70年代末与80年代初，我们遭遇的就是“文革”留下的这种僵死的对于文学的解说和混乱的文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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