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的“主观精神”论或“主观战斗精神”论可以分为文学创作的认识论和作家成长的人格论两个层面来理解。
从文学创作的认识论的层面看，胡风的“主观精神”论是一种独特的有价值的创作美学。胡风既反对那种革命文学流行的概念化和公式主义，这种概念化和公式主义表面看很“革命”，所要注释的都是革命的词藻，可是从文学创作来看，创作变成了用形象去注释观念，或者说文学形象不过成为了概念、观念的注脚，完全违背了创作的规律，当然也不可能达到艺术的真实。其实，这种概念化、公式化的创作，早于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时期就有了，古典主义的创作就是从观念出发，去寻找形象与之相配。古典主义诗学家波瓦洛说：“首先爱义理，愿你的文章永远只凭着义理获得价值和光荣。”[4]义理是最为重要的，哪怕是标语口号，只要有义理，那就是诗歌。苏联初期的文学理论，以弗理契的文艺社会学为代表，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是公式主义的， 也是以形象注释观念。胡风为了消除庸俗社会学对于中国文学创作的影响，提出了他的“主观精神”论。胡风反对的另一倾向，就是他所讲的“客观主义”，表面上看，这些创作也摹仿现实、反映现实，实际上由于对于生活没有经过作家的体验、感受、突进、情感的燃烧，结果所反映的现实只是表面的、冷漠的、浮光掠影的东西。上述两种创作现象，无论在“左联”时期，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都有突出的表现，这样就使我们的文学很难达到现实主义的深度。这可以说就是胡风一生的理论活动想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胡风提出的理论方案：就是主观和客观的相互突进、相克相生。胡风引了苏联阿·托尔斯泰的话：“写作过程——就是克服的过程。你克服着材料，也克服着你本身。”胡风解释说：
这指的是创作过程的创作主体（作家本身）和创作对象（材料）的相克相生的斗争；主体克服（深入、提高）对象，对象也克服（扩大、纠正）主体，这就是现实主义底最基本的精神。要实现这基本精神，艺术家对于他底“材料”，就不能仅仅是观察、搜集、研究、整理之类，在这之上，还有别的要紧的事情去做，那就是要决定我自己对于我底材料的态度。换句话说，那就是一切都得生活过，想过，而且重新感受。……这就使艺术家深入了对象内部，开始了那个相克相生的现实主义的斗争。……勇敢地在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道路上向现实人生突进，向改造人类精神的革命海洋突进。[5]
胡风在这里突出提出了艺术家与其对象“相克相生”，强调主体可以强大的精神力量突进客体。后来对于“主观精神”、“主观战斗精神”和“主客观化合”论还有许多表述，强调的方面可能有不同，但大体的意思都包括在这里了。胡风在《论〈北京人〉》中说：
我们知道，作家创作一个作品，一定是对于现实生活有所感动，他底认识能力和现实生活发生化学作用的时候，才能够执笔。当然，也有不少不从这个基本态度上出发的作家。但一个诚实的作家，一个伟大的作家，没有不是这样的；一个好的或伟大作品底完成，没有不是依据这个根本态度的。通常说作家要写他所熟悉的、他所理解的题材，那原因就是我们一方面积极地要求把握现实主义的作者底主观力量，一方面也积极地要求被作者把握的现实生活底客观性的缘故。[6]
这里胡风提出了主观认识能力与客观现实生活的“化学作用”，提出了“主观力量”，但整个理论与前面所述是一样的。在《青春底诗》一文中，胡风又进一步阐述了他的关于创作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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