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氏（或者说克罗齐氏）的个性至上主义作为对几千年来愚民的封建僵尸底否定原应该是一副英气勃勃的风貌，但可惜的是，在这个大地上咆哮着的已经不是“五四”的狂风暴雨了。我们并不是不神往于他所追求的“千变万化”的个性，而是觉得，他底“个性”既没有一定的社会的土壤，又不受一定的社会限制，渺渺茫茫，从屈原到袁中郎都没有区别，追根到底，如果不把这个社会当作“桃花源”世界就会连接到“英雄主义”的梦幻，使那些德、意等国竖起了大旗的先生们认为知己。林氏忘记了文艺复兴中觉醒了的个性，现在已变成了妨碍别的个性发展的存在；林氏以为他的批判者“必欲天下人之耳目同一副面孔，天下人之思想同一副模样，而后称快”（《说大足》，《人间世》第13期），而忘记了在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人们中间赞美个性是怎样一个绝大的“幽默”。忘记了大多数人底个性之多样的发展只有在争得了一定的前提条件以后。问题是，我们不懂林氏何以会在这个血腥的社会里面找出了来路不明的到处通用的超然的“个性”。[3]
胡风在这里清楚地说明了，那个时代是一个多数人仍然处于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状态，这是一个“血腥的社会”，而作为曾经“向社会肯定‘民众’”的作家林语堂，却不去关怀那些在饥饿里死里求生的民众，不对残暴的社会提出控诉，却一味主张脱离现实土壤的超然于社会之上的“个性”，这是胡风所不能容忍的。他不能不指出，林语堂已经“丢掉了向社会的一面，成为独来独往”的对人民群众没有同情心的人。对于林语堂极力主张的“幽默”，胡风也同样表示不满，他批评说：
胡风把林语堂所倡导的“幽默”一棍子打下去，其批评的标准是很明确的，那就是这种幽默在现实生活中，有谁会喜欢。社会问题如此之多，不幸的人们如此之多，你一味在那里提倡什么“幽默”，不过是想转移人们对于社会问题注意的中心，不过是让少数人获得某种心理的生理的愉快，对于广大的不幸的人们并无丝毫益处。对社会的关心、对社会中不幸人们的关心，比什么幽默重要一万倍。不但如此，由于对林语堂不满，又关连到对周作人的“趣味主义”的指责。林语堂对周作人十分欣赏，他曾写《周作人诗读法》，鼓吹周作人能“寄沉痛于幽闲”。胡风就这意思找到了周作人的话给林语堂的话作注释，其中引周作人的话是：“……戈尔登堡（IsaacGoldberg）批评霭理斯（HavelookEllis）说，在他里面有一个叛徒与一个隐士，这句话说得最妙，并不是我想援霭理斯以自重，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还有叛徒活着。（《泽泻集·序》）”胡风在引了这段话来解释他的“寄沉痛于幽闲”之后，又发了这样的议论：
这虽是一个最古典的说法，明白不过，但可惜的是，在现在的尘世里却找不出这样的客观存在，霭理斯时代已经过去了，末世的我们已经发现不出来逃避了现实而又对现实有积极作用的道路。就现在的周作人氏说罢，要叫“伧夫竖子”的我们在他里面找出在真实意义上的“叛徒”来，就是一个天大的难题。
很显然，这已经不仅仅是批判林语堂了，而是连周作人也一起批判了。周作人以为自己的“趣味之文”这里既有“隐士”也有“叛徒”，似乎在追求所谓的“趣味”里，也还能对现实起积极的作用。胡风戳穿了这一点，指出我们现在已经不是霭理斯时代，既然是逃避现实，寻找个人的趣味去了，那么也就不能再侈谈什么还能促进现实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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