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必须说明的是，1933年胡风从日本回到上海，他面对的“左翼”文学理论和批评，还是相当幼稚和混乱的。此前不久，“左联”批判了蒋光慈的“革命加恋爱”的公式主义创作，又清算了钱杏邨的公式化“新写实主义”的文学理论。但是正是在1932年批判钱杏邨的时候，瞿秋白作为当时比较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提出了苏联“拉普”的“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文学与政治的纠缠并没有解决，理论上的庸俗社会主义问题没有解决，创作中的公式化问题并没有解决。这样，“左联”的文学理论一方面正与“第三种人”进行论争，拒绝文学超阶级的理论；另一方面还得清理内部的庸俗社会学和公式化倾向，要把现实主义的理论真的弄清楚。对于“左联”内部的这种公式主义，胡风的印象是深刻的。1935年胡风很认真地阅读了张天翼的作品，并写了给他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带来声誉的《张天翼论》。作者从倾向上肯定了张天翼的作品，但同时也明确指出了张天翼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他说张天翼的作品“第一是人物色度（Nuance）底单纯。他的大多数人物好像只是为了证明一个‘必然’——流俗意义上的‘必然’，所以在他们里面只能看到单纯地说明这个‘必然’的表情或动作，感受不到情绪底跳动和心理底发展。他们并不是带着复杂多彩的意欲的活的个人，在社会地盘底可能上能动地丰富地发展地开展他的个性，常常只是作者所预定的一个概念一个结论底扮演脚色。”[5]“第二，非真实的夸大。因为作者只是热心地在他的人物里面表现一个观念，为了加强他所要的效果，有时候就把他们的心理单纯向一个方向夸张了。”[6]“第三是人间关联图解式的对比。人世随处都存在着矛盾或对立，作家底进步的意识差不多时时都敏锐地倾射在这上面。然而，现实生活漩涡里的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种种方面底营养，他的心理或意识不会是一目了然地那么单纯。天翼底这个注意焦点使他的作品得到了进步的意义，但因为他用得过于省力了，同时也就常常使他的人间关联成了图解式的东西。”[7]胡风对张天翼作品的这一长篇评论，不是一般感想式的东西，而是要通过解析张天翼的作品来表达他的关于现实主义的观念。他一方面肯定了张天翼，认为张天翼的创作，从开始到现在，“始终是面向现实人生”，“面向现实”当然是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但另一方面，他不得不指出张天翼的创作存在着概念化问题，人物单色调，常常为作者所预定的概念扮演角色；人物之间对比关系被图解化、简单化，这是现实主义的不足。那么这种概念化、图解化的问题是怎样产生的呢？胡风认为就在于作者与他所写的人物距离太远，不能向表现的人生作更深的突进。胡风就这一点展开说：“读着他（指张天翼）的作品的时候，常常会浮起一个感想：似乎他和他的人物之间隔着一个很远的距离，他指给读者看，那个怎样这个怎样，或者笑骂几句，或者赞美几句，但他自己却‘超然物外’，不动于中，好像那些人物与他毫无关系。在他看来：一切简单明了，各各在走着‘必然’的路，他无须而且也不愿被拖在里面。他为自己找出了一个可以安坐的高台，由那坦然地眺望，他的‘工作’只是说出‘公平’的观感。”[8]胡风对于张天翼的批评，可以说是对当时流行的主观公式主义的批评，把人物只是当作自己观念的注脚，这不是主观主义是什么；同时又是对客观主义的批判，让作者与人物的距离那么远，作者不动于中，超然物外，冷眼旁观，这不是客观主义是什么。看来胡风在《林语堂论》和《张天翼论》中已经开始形成他的现实主义的两个基本点：第一，你必须投身于现实人生，面对现实人生，脱离现实，搞什么个性至上主义，兴趣主义，这不是现实主义；第二，作者必须突进现实人生，所写的人物不能与自己无关，更不能远距离地超然地看，要有“痛烈的自我批判精神”。后来胡风把这里所说的第二点加以发挥，提出了“主观精神”论和“主观战斗精神”论。
当然，胡风不仅仅是从张天翼一个作家的创作中看到了庸俗社会学和公式化的弊端，他看到和感受到的是很多的。这就决定了他后来的理论创造始终没有离开文学现实主义这个题目。
[1] 胡风：《林语堂论》，《胡风选集》（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6-97页。
[2] 同上书，第97页。
[3] 胡风：《林语堂论》，《胡风选集》（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9页。
[4] 胡风：《林语堂论》，《胡风选集》（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3页。
[5] 胡风：《张天翼论》，《胡风选集》（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0页。
[6] 胡风：《张天翼论》，《胡风选集》（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122页。
[7] 同上书，第127页。
[8] 同上书，第129-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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