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萨特、海德格尔等都站在反本质主义的立场。整个20世纪，这种批判持续不断。我认为20世纪40年代初延安整风时期的毛泽东，提出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历史与现实的情况，提出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提出要研究现状，研究历史；提出理论与实际统一；提出反对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反对有万古不变的教条，反对党八股，反对洋八股，反对那种认为坏就一切皆坏、好就一切皆好的绝对主义；提出看问题不要从定义出发，要从实际出发；提出实事求是；提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个别词句看作现成的可以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提出改造我们的学习；等等，也是反本质主义思潮的一部分。顺便说一句，邓小平的思想十分看重历史形成的中国特色，也有反本质主义的成分，如“白猫黑猫”论，“摸着石头过河”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不要争论”的说法，“一国两制”的方针等。当然就世界的思潮而言，福柯的理论在我看来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一点陶东风在他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导论”中提到福柯在《方法问题》著作中的“事件化”看法，就是很重要的代表观点。福柯批评某些历史学家说：“由于历史学家失去了对于事件的兴趣，从而使其历史理解的原则非事件化。他们的研究方式是把分析的对象归于整齐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最终外在于历史的机械论或现成结构。”陶东风解释说：“事件化意味着把所谓的普遍‘理论’、‘真理’还原为一个特殊的‘事件’，它坚持任何理论或真理都是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时期、出于特定的需要与目的从事的一个‘事件’，因此它必然与许多具体的条件存在内在的关系。”[2]这个解释是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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