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的文学思想的核心是他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的极力的提倡，对文学与人民群众关系的反复思考。对于文艺为人民的问题，他在30年代上海时期，就提出文艺大众化问题。提出的动机当然是好的，而且经过热烈的讨论，但问题并没有解决。正如他在1944年所说：“‘大众化’。我们过去是怎样认识的呢？我们把‘大众化’简单看作就是创造大众能懂的作品，以为只是一个语言文字的形式问题，而不知道同时甚至更重要、更根本地是思想情绪的内容的问题。”[1]直到他担任延安“鲁艺”院长期间，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鲁艺”的学生当时还是把国统区的一套照搬过来，还是搞“大、洋、古”。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斗争这样一个时刻，不能用手中的笔为抗日斗争服务，还醉心于与现实离得很远的艺术，的确是不应该的。直到1942年毛泽东《讲话》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命题提出后，周扬才心悦诚服接受毛泽东的这一思想，这其中还有属于周扬自己的论证，而不是简单附和。周扬的40年代最重要的论文《〈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说：“文艺从群众中来，必须到群众中去。”[2]他通过毛泽东文艺理论的学习，对“大众化”有了新的理解和阐述，认识到人民群众文艺论的确立的关键在作家的人生观的改造过程中。他说：“毛泽东同志作了关于‘大众化’的完全新的定义：大众化‘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这个定义是最正确的。”[3]周扬的意思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文艺能否产生，取决于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是否得到真正的改造，是否把自己的立足点移到工农兵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作家自己的感情是否属于工农兵，这才是文艺为工农兵的关键所在。周扬就这样提出对创造群众文艺的新理解。在日后他所领导的文艺工作中，也是按照这个标准和定义来评判作家和作品的。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周扬关于人民文艺的论述中，更重要的论点是歌颂和表现“新的英雄人物”。这是周扬对毛泽东的“表现工农兵”论点和描写“新的人物，新的世界”论点的发挥和延伸。如果有人问，在周扬的文艺理论活动中，有哪个论点是基本上由周扬独自提出来的，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就是周扬的表现“新的英雄人物”论。这个理论是周扬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提出来的。早在1949年7月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周扬在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中认为，中国人民在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克服了困难，改造了自己，涌现了各种英雄模范人物。这种情况表现了新的人民时代的特点。他说：
我们是处在这样一个充满了斗争和行动的时代，我们亲眼看见了人民中的各种英雄模范人物，他们是如此平凡，而又如此伟大，他们正凭着自己的血和汗英勇地勤恳地创造着历史的奇迹。对于他们，这些世界历史的真正主人，我们除了以全副的热情去歌颂去表扬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表示呢？即使我们仅仅描画了他们的轮廓，甚至不完全的轮廓，也将比让他们湮没无闻，不留片鳞半爪，要少受历史的责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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