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天的视点来看，苏联50年代上半期的文论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呢？这是我们在研究这个课题时必须弄清楚的问题。苏联50年代的文论是俄苏文论自身演变发展的结果，同时又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因此我们在给苏联50年代的文论定性时，必须从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第一，俄苏文论自身有一个发展过程，苏联50年代的文论是19世纪以来俄苏文论的必然发展，因此简略地回顾俄苏文论发展中的一些重要倾向及其斗争是有意义的。历史表明，俄苏文论的发展始终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共性，把文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都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因此强调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看重内容，认为内容才是文学的本体，甚至把这种共性和关系绝对化，完全忽视文学自身的特点。另一种倾向是，强调文学自身的这样或那样的特性，反对文学成为工具，强调作家的个性，看重形式，认为形式才是文学的本体，甚至把文学形式绝对化，完全割断文学与社会生活的联系。
上述两种倾向从19世纪下半期就开始出现了。这就是以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革命民主派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论和以德鲁日宁、鲍特金、安年科夫等自由派为代表的“纯艺术论”的两种倾向的斗争。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从俄国社会和文学发展的现实斗争的需要出发，认为：“美学观念上的不同，只是整个思想方式的哲学基础不同底结果……美学问题在双方看来，主要不过是一个战场，而斗争的对象却是对智的生活底一般影响。”[1]基于这样的认识，车氏提出了“美是生活”的命题，并且判定“客观现实中的美是完全令人满意的”，“现实比起想象来不但更生动，而且更完美。想象的形象只是现实的一种苍白的、而且几乎总是不成功的改作”，所以，他认为“再现生活是艺术的一般性格的特点，是它的本质”。[2]在他的观念中，文学艺术是现实的替代品，是在现实不在眼前时的苍白的替代品。文学艺术本身并没有独立的意义，它不过是屈从于现实的附属品。文学艺术本身的特征被忽略了。杜勃罗留波夫也是强调“文学的主要意义是解释生活现象”，强调文学的人民性原则，对文学自身的规律也缺乏进一步的探讨。而以自由派为代表的“纯艺术论”，则把文学理论分为两种：一种是“教诲的批评”，上述车氏、杜氏的批评就属于“教诲的批评”，这是只顾道德上的教益，不顾艺术的特点的批评；另一种是“优美的艺术批评”，这是他们所主张的理论，在他们看来，诗的世界与平庸的散文式的现实生活是相互隔绝的，诗人只要以“真、善、美”为永恒的原则，不应该为眼前的现实的利益服务。所以他们认为政治是“艺术的坟墓”，文学理论应着重“解释和阐释作家的魅力、艺术习惯、他的技巧和表现主题的特殊方式”，因为正是这些特征构成了一个作家区别于其他作家的“文学面貌”。[3]所以他们认为“如果缺乏明确的艺术形式，单独的人民性并不属于艺术，而属于民俗学”。[4]
19世纪末的学院派批评也出现过“文化历史学派”和“心理学派”的对立。文化历史学派受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把文学作品看成是文化史文献，研究文学仅仅是为了了解作品所属的时代的世界观和风尚，忽视了文学的特殊性。心理学派则特别重视作家的个性，认为创作的奥秘在于作家的个性中，艺术创作是通过语言的形象传达一定的生活感受、生活印象和想象的心理过程，艺术作品是心理的产物。因此理论研究要解释创作的心理过程，解释艺术作品的心理内涵，探讨艺术典型的审美内容和作家的审美态度。
应该说明的是，19世纪的俄国，社会处于激烈的斗争中，而文学又几乎成了表达思想的唯一手段，因此特别适合于现实主义文论和文化历史学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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