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就是苏联文论的哲学化问题。应该承认，50年代苏联有不少文论家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来解释文学现象，特别是用列宁的反映论来揭示文学的规律，取得了一些成果，因为文学中确有一些哲学问题，需要通过哲学的视角才能得到解决。但哲学不是万能的，文论的哲学化带来的是理论的空洞化，许多文学的特殊问题在哲学化的过程中，被过分抽象化、一般化，结果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如文学的本质通常被定义为“以形象的形式反映生活”，典型通常被定义为“个性与共性的统一”，真实性通常被定义为“以形象反映生活的本质”，作品的构成通常被定义为“内容和形式的辩证统一”……所有这些定义都对，都正确，可又丝毫不解决文学自身的特殊问题。早在1956年苏联思想比较解放的文论家阿·布罗夫在《美学应该是美学》一文中就谈过这类定义，他说：“由于这里没有充分揭示出艺术的审美特征（哲学的定义不会提出这个任务），所以这还不能算是美学的定义。”他认为，对美学和文艺学来说，“它不能仅仅用一般的哲学的方法论原理和概念来说明自己的对象。它必须揭示对象的内在的特殊的规律性，即制定自己的方法论和专门的术语”。[8]文论的哲学化，导致文论仅仅沦为哲学的例证，而文学自身的问题则较少进入研究的视野。
第二，苏联50年代的文论不但是俄苏文论自身演变的结果，而且也是时代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进入“冷战”时期，50年代是“冷战”最为激烈的时期。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的方面全方位对立，双方壁垒森严，互相封锁，互相抵制，“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苏联的文论完全处于封闭的状态，自我孤立，自我称霸。他们当时在文化上提出了“反对世界主义”的口号。对西方的文化和文论流派一概斥之为“资产阶级的没落颓废货色”，完全拒之门外。长期担任苏联领导人之一的日丹诺夫在1948年一次关于苏联音乐工作的讲话中断言说：“处在衰颓和堕落状态中的现代资产阶级音乐，那是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所以对于处在衰颓状态中的现代资产阶级音乐表示奴颜婢膝，是尤其愚蠢和可笑的。”他甚至把未来主义、立体主义、现代主义统统说成“疯狂的胡闹”，[9]这就完全断绝了与西方文艺流派和文论流派的来往。更可悲的是对苏联本国产生的一些优秀文论，如巴赫金的文论，也弃之如敝屣。然而，正是巴赫金在苏联建立了一种全新的诗学，他既克服了形式主义只重视文学的语言的片面性，又克服了庸俗社会学把文学等同于政治的错误，把语言和它所表现的意义艺术地联系起来，把外部规律与内部规律结合起来考察，提出了一系列新鲜、独到的观点，如他的社会学诗学、他的复调小说理论等，都是很有见地的。但在50年代，他处在社会和学术的边沿，直到70年代他的学说才为世人所瞩目，而且他的理论在西方的影响似乎比本国的影响还要大一些。由此我们不难看出，50年代的苏联文论受“冷战”时期各种因素的影响，基本上是“冷战”时期的理论。
苏联50年代的文论当然也并非一无是处，起码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1）重视用列宁的反映论来解释文学现象；（2）对人道主义与文学的关系的肯定。前一点，使文论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后一点使文学重视人的地位，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就是敢于写人的命运和情感的变化，这与19世纪俄国文学的优秀传统是相通的。但无可否认的是苏联50年代的文论是带有“左”的烙印的政治化的、哲学化的、封闭保守的文论形态，是缺少活力的文学教义。
[1]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67页。
[2] 同上书，第101-102页。
[3] 转引自刘宁、程正民：《俄苏文学批评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9页。
[4] 同上书，第140页。
[5] 鲁迅：《鲁迅全集》（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669页。
[6] 转引自［苏］ 阿·梅特钦科：《继往开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7页。
[7] 同上书，第160页。
[8] ［苏］阿·布罗夫：《美学应该是美学》，《美学与文艺问题论文集》，学习杂志社1957年版，第36、39页。阿·布罗夫，也译阿·布洛夫。
[9] ［苏］日丹诺夫：《日丹诺夫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64、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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