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以来，俄国文论充满不同思想的斗争。例如，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就强调文学的语言本体，在揭示文学特性方面成为后来英美新批评和捷克、法国结构主义批评的发端。可是，由于当时俄国和其后的苏联社会是一个革命时期，社会化与政治化倾向文论在斗争中占据统治地位。这种政治化传统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共性，把文学与其他社会科学都看成是阶级的眼睛和喉舌，只考察文学与社会的外部关系，看重社会历史内容，认为内容才是文学的本体，甚至把这种共性和关系绝对化，忽视文学自身的特点。因此，我们引进的苏联文论体系基本上是政治化文学理论传统在50年代的继续和扩大，文学问题被当作政治问题，一些纯文学理论问题由苏共领导个人决定，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就是在1932年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由斯大林和高尔基亲自敲定的。一些文学问题被纳入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并作出决定，反映到党代会的政治报告中去。比如，斯大林的接班人马林科夫在1952年苏共十九大作的政治报告中竟规定：典型是“党性在现实主义艺术中表现的基本范围”，“典型问题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政治问题”。文学的典型既已成了政治问题，谁还敢说三道四？后来马林科夫下台，又由苏共的《共产党人》杂志发表题为《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专论加以纠正。但文学问题始终在政治层面加以判定。
另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苏联文学理论在文学的本质和特征问题上，局限在哲学认识论的范围内，从而把自身完全哲学化了。不少文论家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来解释文学现象，特别是用列宁的反映论来揭示文学的规律，取得了一些成果，因为文学中确有一些哲学问题，需要通过哲学的视角才能得到解决。但是哲学不是万能的，文学理论的哲学化带来的常常是理论的空洞化，文学的许多特殊问题在哲学化的过程中，被过分抽象化一般化，结果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比如，文学的本质通常被定义成“以形象的方式反映生活”，典型通常被定义成“共性与个性的统一”，真实性通常被定义成“以形象反映生活的本质”，作品的构成通常被定义成“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定义和说法都正确，但是却丝毫不能解决文学自身的特殊问题。哲学化导致文学理论仅仅成为哲学的例证，而文学自身的复杂问题却很少得到关注。可以说，20世纪50年代引进的苏联文论体系对我国文学理论建设，其影响都是巨大的，不可忽略的。
在斯大林去世之后的1956年，苏联迎来了一个“解冻”时期，思想的自由是“解冻”时期的特征，在各个人文学科领域，都出现了变化，文学、美学问题也重新被拿出来讨论，纠正一些明显的不合时宜的东西。但在中国，“左”的思想却没有得到及时的清除，反而从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1963—1966年的“四清”运动，直到1966年开始的“文革”，“左”的思想越演越烈，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文论的教条主义的基础上，更加僵化，更加庸俗化，更加脱离实际。“**”时期，文艺和文艺思想都不能不走进死胡同。
（二）历史惯性、“战时经验主义”和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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