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文艺思想可以说是对20—40年代“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斗争经验以及抗日斗争时期延安时期文艺发展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发挥，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述，从当时的民族政治斗争需要出发，结合当时的文艺运动实践，对一系列文艺问题作出了系统的概括，它集中体现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话》指导了当时的文艺运动，推动了革命文艺的创作。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些带有普遍性的内容，如文艺为工农群众服务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继承与革新的问题、生活源泉问题、艺术高于生活问题、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问题，等等，至今也没有过时，仍然是中国现代文论中的重要资源。但毛泽东的一些说法，如“文艺从属于政治”、“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等，[1]虽然有其历史地位，这一点我们在上一节已从时代需要的角度充分加以肯定，但在以和平建设为主题的新时代，是否应该有新的思考和新的理论视野呢，就成为一个很迫切的问题。应该说，毛泽东是看到了这一点的，例如，1956年提出文艺领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8年冲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论“宪法”，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1965年提出“诗要用形象思维”的问题，此外还提出“共同美”的问题等，都力图挣脱苏联文论的绳索，从“自律”的角度揭示文学世界的奥秘。但是，历史惯性和思维定势作为一种“战时经验主义”是如此强大，“战时经验主义”成为一种有形无形的力量不允许人们从另外的视点来解释文学，人们仍然固定地把文学看成是从属于政治的，从属于阶级的，从属于党的政治路线的。所谓“战时经验主义”就是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指导文艺发展的方针直接挪用为和平建设时期文艺发展的指针，以为既然在战争时期这些指针是正确的，那么在新的时期也应该是正确的，看不到时代的变化已经在呼唤一种新的理论局面和理论视野。其结果就是仍然坚持和推行完全政治化的文论。这种政治化的文论与苏联的文论一拍即合，作为一种主流的话语，统治了新中国成立以后近30年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文艺和文艺理论被看成是政治的晴雨表，一次次政治运动都以文学批评为其发端。文艺思想的斗争一次又一次以文艺和文艺理论为其发端。1951年发动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毛泽东批评文艺界“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2]，由此发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思想批判运动。1954年发动了对《红楼梦》研究思想的批判运动，俞平伯和胡适的文学思想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唯心论”，进行了政治性的围攻；1955年掀起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大规模的批判运动，最后演变为全国性“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等一批著名的革命作家、理论家被错划为右派，他们的观点和创作被提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高度加以无情的清算；1960年又发动了对“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批判，其中受批判的观点主要是巴人（王任叔）、王淑明、钱谷融等人的“人情”论、“人性”论、“人道主义”等；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革”爆发，而开始也是从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文艺界的所谓“黑八论”开始的。这些批判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具体内容虽然不同，但有一个根本点是始终如一的：在政治化的现代传统的影响下，社会化政治化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一起，往往与政治斗争联系起来，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成为一次次政治运动的入手处和策源地。文艺被看成是时代的政治走向的风雨表，政治问题往往从文艺问题的争论抓起，文艺运动成为政治斗争的先兆。文学理论问题成为社会的中心问题，人人都注目和关切的问题，人人都要学习和谈论的问题，甚至是家喻户晓的全民性问题，这一方面表明文学理论“中心化”，成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地位显赫，十分“风光”；可另一方面说明文学理论已与政治“并轨”，完全“泛政治化”，文学理论不但失去了世界性的眼光，而且没有丝毫的学科意识。文学理论“中心化”话语所带来的尴尬与“失态”由此显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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