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文学理论界和批评界耕耘的人们，也并非无所作为。1956年和1957年上半年，在“双百”方针的感召下，在苏联“解冻”氛围的影响下，文学理论界发表了几篇独立思考的文章。影响比较大的有秦兆阳（何直）发表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1956）一文，这篇文章对苏联学者西蒙诺夫的观点表示同感，强调艺术创作所遵循的现实主义原则，就在于要求“作家必须尽可能做到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有机结合，使这种统一开始于对于生活的真实认识的把握中，亦即艺术的真实性的创造中”。因此，他认为，现实主义应该是一条广阔的道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可以改成“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对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能作“庸俗化的理解和解释”，文学为政治服务“……应该是一个长远性的总要求，那就是不能眼光短浅地只顾眼前的政治宣传任务，只满足于一些在当时起一定宣传作用的作品。其次，必须考虑到如何充分发挥文学艺术的特点，不要简单地把文艺当作某种概念的传声筒……此外，还必须考虑到如何发挥各种文学形式的性能，必须考虑到作家本身的条件，不应该对每一个作家和每一种文学形式作同样的要求，必须要尽可能发挥——而不是妨碍各个作家独特的创造性，必须少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对文学创作进行干涉……”[3]钱谷融在1957年发表论文《论“文学是人学”》：“想为高尔基的这一意见作一些必要的阐释；并根据这一意见，来观察目前文艺界所争论的一些问题”，对季莫菲耶夫《文学原理》中的“人的描写是艺术家反映整体现实所使用的工具”的观点，提出商榷。他把人的问题引入对文学问题的解释之中，正确地指出：“对于人的描写，在文学中不仅是作为一种工具，同时也是文学的目的所在，任务所在。”[4]文学与社会人生之间不只是一种单纯服务于认识的反映的关系，而且还是一种服务于人的实践的评价关系。只有在对文学性质的探讨中，把文学与人的现实关系突出起来，强调文学要写活生生的人，文学创作中的主体意识所追问和诉求的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教导人们怎样对待生活，进行生活，才能从根本上把文学与科学区分开来。巴人于1957年发表的《论人情》呼唤文学描写人性、人情：“人情是人与人之间共同相通的东西。饮食男女，这是人所共同要求的。花香、鸟语，这是人所共同喜爱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这是普通人的共同的希望。如果这社会有人阻止或妨害这些普通人的要求、喜爱和希望，那就会有人起来反抗和斗争。这些要求、喜爱和希望，可以说是出乎人类本性的。”“人情也是人道主义。”[5]王淑明随后发表《论人性与人情》一文支持巴人的意见，他的论文重点在说明阶级性“并不排斥”在人类的一些基本感情上面仍然有“共同相通的东西”，而且认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就是为了人性“能够得到充分圆满的发展”。[6]应该说，这些理论的视野并不是十分广阔，新鲜的东西也不很多，但考虑到当时的几乎是“以政治代替文论”的背景，他们的思考多少触及了文学自身的规律，就显得难能可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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