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个时期就是1961—1962年的“调整”时期，此时国家实行了克服“三年困难”时期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周恩来总理有三次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批评“左”的文艺政策，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艺术方面的经验教训，同时对艺术的规律问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如说：“没有形象，文艺本身不能存在”。“寓教育于娱乐之中”、“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回答”、“典型人物包罗一切”、“所谓时代精神，不等于把党的决议搬上舞台”、“革命者是有人情的”、“以政治代替文化，就成为没有文化”、“没有个性的艺术是要消亡的”，等等。这期间，文艺界先后召开了北京“新桥会议”、“广州会议”和“大连会议”，基于对文学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和廉价的歌颂以及无冲突论的不满，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左”的东西进行清理，在这基础上一些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作家、理论家针对现实创作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一些观点，如当时中国作协领导人之一的邵荃麟认为：“……现实主义深化，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强大的革命浪漫主义，从这里去寻找两结合的路”；他还指出在写英雄人物的同时，也可以写中间状态的人物，他说：“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大多数，文艺主要的教育对象是中间人物”，“矛盾点往往集中在这些人物身上”，“应该注意写中间状态的人物”。与此同时，理论界的思想也活跃起来，就“题材”问题、“共鸣”问题、“人情”问题、“时代精神”问题进行了一些讨论。
应该说，这些文艺理论家的努力是可贵的。然而也是悲壮的：20世纪现代中国文学思想和理论的主潮却是政治化的，或者说，是泛政治化的。他们提出讨论的学术观点，在政治一体化的文学思想整合大潮中，被作为反面、反动、反党、反革命，一次次地遭受到批判。
“**”期间，从批判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和江青的所谓在部队文艺工作者的讲话开始，人们已没有可能对真正的文学问题进行探讨。江青、姚文元等称霸文坛，他们一方面批判所谓“黑八论”，肆意践踏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文学自身规律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又把1958年前后提出的“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说法，发展到了十分荒谬的地步。文学和文学理论不过是某些政治家手中的一张牌，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被一再歪曲和强化。一些自称“左派”的人自己缺乏思考的能力，却以批判见长，口里念着马列的词句，专抓别人的辫子，给别人戴帽子、打棍子，以整人为业。文学理论至此已完全“异化”，先是“异化”为“庸俗社会学”，再“异化”为吓人的“政论”，最终“异化”为阴谋家手中的致人死命的武器。这样的“文学理论”在以“和平建设”为主题的时代很有“地位”，很“中心”很“威严”，但也极端地令人害怕和厌恶，它自身不能不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
当然不是说“十七年”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毫无建树。建树是有的，如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论，朱光潜的“美学实践”论，黄药眠的“生活实践”论，王朝闻的艺术鉴赏论和读者论，巴人等人的人性、人情论，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以群、蔡仪的文学理论教材建设等，都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的成果（这些我们都在下面将分章加以讨论），只是这些理论不处于主流地位，在文艺活动的实践中所产生影响比较小，甚至遭受到不应有的批判。
[1]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
[2] 毛泽东：《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人民日报》1951年5月20日。
[3] 何直：《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文学探路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3页。
[4] 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艺术·人·真诚——钱谷融论文自选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2-105页。
[5] 巴人：《论人情》，《新港》1957年第1期。
[6] 王淑明：《论人性与人情》，《新港》195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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