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传播、学习、研究和发展，需要纳入到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整体发展中去把握，唯有这样我们才能看清楚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中所占的位置，唯有这样才能弄清楚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与其他文艺思想斗争、对话、渗透的情况。
中国现代形态的文学理论于20世纪初就开始起步，其标志是1902年梁启超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1904年王国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这两篇文章所表达的文学观念是截然不同的。梁启超的文章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1]梁氏给小说如此众多的负载，这不仅仅是夸大了小说的作用，而且表明了文学活动不是“自己运动”，它的动力、源泉都来自外部，预示着文学要走一条受自身之外的事物支配的“他律”之路，即文学和文学理论将要纳入意识形态斗争的范畴里。但那时不是没有不同的声音，王国维的文章从评论《红楼梦》的角度说，其价值并不高，但文章中所表达的文学观念却另树一帜。他说：“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此物为何？王氏回答说：“非美术何足以当之乎？”[2]稍后，王国维直接提出了“游戏说”：“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人之势力，用于生存竞争而有余，于是发而为游戏。”[3]“文学美术亦不过成人之精神的游戏”[4]在这里，文学根本不负载任何东西，文学活动的动因来自内部，文学是超社会和个人功利的，文学的价值应从自身去寻找，文学是“自律”的。王国维的观点在呼唤文学和文学理论走非政治的独立的路。
梁启超的文学“他律”论与王国维的文学“自律”论，如同钟摆的两个不同的方向，它将摆向何方呢？这里决定的因素是我们民族在20世纪所面临的境遇和时代的需要。百年来，我们民族受尽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剥削和欺凌。“中国之弱，至今日而极矣。居今日而懵然不知中国之弱者，可谓无脑筋之人也；居今日而恝然不思救中国之弱者，可谓无血性之人也。”[5]中华民族处在前所未有的“危机时代”，一切有良知有血性的人都充满一种政治**，要为祖国寻找图强、雪耻之路。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从十年内战到抗日救亡斗争，从解放战争到新中国的建立，民族独立的任务压倒一切，社会的变革压倒一切，意识形态的争论压倒一切，军事的斗争压倒一切。文学的家园本来是审美的，与社会斗争是相对独立的，可在这样一个以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时代，文学被卷进了社会政治斗争的旋涡之中，是不可避免的，也是顺应时代的潮流的。一方面文学及其理论进入社会的中心，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文学的社会功能被强调到空前未有的地步；另一方面文学却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自身的家园，文学的审美特点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文学被当作工具和附庸看待，文学没有独立性。这样，文学和文学理论的钟摆完全摆到梁启超所希望的“他律”的方向上。此后，中国文学理论的变迁，无不循着按着梁启超“钟摆”而摆动。而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被引入，也是这种“钟摆”效应的一种表现。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起点是李大钊发表于1917年的《什么是新文学》一文，其中说：
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是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不是以好名心为基础的文学；是为文学而创作的文学，不是为文学本身以外的什么东西而创作的文学。[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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