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没有引用任何马列词句，但其思想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他对于新文学的理解，第一是为社会，不是为个人；第二是注重文学的“自律”，要求文学不为“文学本身以外”的东西而创作。这两点看似矛盾，实则不矛盾，就是说新文学一定要关注文学自身的规律，但其功能是为社会，即“自律”中有“他律”。就是说，为社会的文学要讲为社会服务，又要讲文学本身的规律。这个起点就超越了梁启超与王国维。如果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从这样的观点发展下去，那文学和文论就会获得健康的发展。同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一文：
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之大旗，以为吾友（指胡适——引者）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7]
应该说，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宣言性文字，在写实的、为社会的这两点上与李大钊的文学主张是一致的，陈独秀所讲的是“文学革命”，所以立足点是新旧思想的冲突，于是必然要打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和山林文学，用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白话文学与之相对抗。陈独秀的文学理论具有思想解放的性质，而且结合中国的实际，的确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点先进来，但传播则在后，直到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六期上发表著名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其中引用了马克思的《〈经济学批评〉序文》（现译《〈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关于唯物史观的著名论点，其中包括“艺术的”、“社会意识形态”的观点，这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国的最早介绍和传播。马克思、恩格斯的整篇文艺论著的翻译则要晚一些。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鲁迅在“五四”时期结合自己创作提出的一些思想，如说：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8]
这是鲁迅1922年说的话，他显然是从启蒙主义的角度来理解文学，认为文学的功能重在改造国民的精神，使人民精神上先觉悟起来，健全起来，然后再去参与挽救民族的斗争，那么民族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
1928年随着当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以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论著才较系统地被翻译、介绍进来，但此时主要译介的是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文艺论著。如鲁迅从日文翻译的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和《文艺与批评》，苏联的《文艺政策》以及日本片上伸的《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等。冯雪峰翻译的普列汉诺夫的《艺术与社会生活》、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之社会的基础》和沃洛夫斯基的《作家论》等。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的原著则到20世纪30年代开始才被介绍进来。这主要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文艺书信发表得比较晚。马克思、恩格斯致斐·拉萨尔的信是1922年才发表的，他们致敏·考茨基和致玛·哈克纳斯的信则到1932年才发表。也就是在1932年，瞿秋白编译了《“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其中有恩格斯致哈克纳斯的信和致恩斯特的信。随后关于马克思文艺论著的翻译多了起来，研究也开始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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