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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经验、困局与出路_童庆炳(一、危机时代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 第(3/6)页

值得说明的是,在“五四”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没有完全沿着李大钊、陈独秀和鲁迅所指引的方向发展,而是受俄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影响转而进入了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不同观点激烈辩论中。20年代“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对立,尽管有“为人生”和“为艺术”这样简单的判断,但基本上还是“文学从属于政治”大前提下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30年代的“左翼”作家联盟与“新月派”的对立则是壁垒分明的“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念与“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的对立了。“新月派”说过很多错误的极端的话,但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我们这里可以不提它。在这一时期,“左翼”作家联盟主要是受苏联文学理论的影响,特别是接受了列宁的文学的党性原则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方法。对于文艺从属于政治,多数人抱着绝对肯定的态度。例如,瞿秋白在1932年与胡秋原和苏汶辩论时,虽然总体上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但也说过很极端的话:

文艺——广泛地说起来——都是煽动的宣传,有意的无意的都是宣传。文艺也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问题在做那个阶级的“留声机”……[9]

这种文艺“留声机”论之所以被提出,一方面,因为当时文艺界的斗争比较激烈,现实的斗争也很激烈,所以以激烈对激烈,这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就是受苏联文艺理论的明显影响。从20年代初开始,苏联的文论作为“文学革命”的理论武器被翻译过来,夹杂着苏联文艺学家的片面的解释,使当时像瞿秋白这样的具有很高修养的革命家和学者也难以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进行清醒、客观的思考。

与此同时发生的还有鲁迅的激烈的“阶级论”对梁实秋的温和的“人性论”批判。在批判与反批判中,双方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梁实秋的片面、偏激则更为明显,鲁迅也很难做到四平八稳、平和融通。因为那是一个战斗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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