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中国进入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毛泽东着重思考了第一次国内斗争的教训，思考了抗日斗争中不断受到第三国际的不了解中国情况的干扰，特别是王明的教条主义的影响，毛泽东发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即力图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的话，那么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可以看作是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这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主要目标就是毛泽东提出的反对“本本主义”，主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的实际结合起来。这个方向无疑是对的。因为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着中国特殊的情况，他们必须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为指导，才不致迷失方向；但另一方面，又必须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才能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活的、能够结合中国实际的真理，才有可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因此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根据中国情况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政治问题上是这样，在文艺问题上也是这样。毛泽东在文艺问题上的确也这样做了，这就是他发表的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讲话应该说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中国化的产物，其中既讲“文艺”的“他律”，也讲文艺的“自律”。关于文艺的“他律”，毛泽东论述得很充分，如说：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一切“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文艺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等等；关于文学的“自律”，毛泽东也有所论述，如社会生活是一切文艺的源泉；“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反对最没有出息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的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文艺的普及与提高及其关系，等等。毛泽东这样讲在当时是正确的全面的。但学习它的人们，则更多地从文艺如何从属于政治这样一个角度去强调去理解，即对“他律”的方面大讲特讲，对“自律”的方面则学习不力、强调不够、理解不深。甚至毛泽东本人也因各种复杂的情况把他自己讲过的文学特性的话淡忘了，一味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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