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50年，中国的文学理论上“他律”论超越“自律”论，这里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的。我们没有理由过多地去批评20世纪前半叶的“他律”论。我们应该看到，观念与时代需要的关系。观念是种子，时代是孕育这种子的土壤。不适合时代需要的观念，如同没有找到适当土壤的种子，肯定是不会生根、发芽、开花和结果的。如果一种观念不能成为“时代思潮”，那么它必然要被抛弃。梁启超说过：“今日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浸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时代之要求者也。”[10]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危机时代”，从现实层面说，在列强的欺凌下，中华民族面临亡国、亡种、亡教的危机，从精神层面说，人们的精神无所依归，古典的儒家伦理精神靠不住，新的精神信仰还处在争论中。危机的时代需要解救危机的观念。解救危机成为一种时代的需要。一切观念、理论、学说只有切合解救中国的现实和精神危机之“用”，这种理论才是有力量的，才有存在和生长的可能。一切无关乎解决危机的观念、理论、学说都将被抛弃。这是时代的无情抉择。看不到这一点，妄加批判，以今人的观点批判那危难时刻作出的选择，是缺乏历史感的，甚至是违背历史精神的。
20世纪前50年，文学理论所面临的是中国的危难社会局面，当然不能离开这个危难社会局面所作出的选择。20世纪初，王国维的文学“无利害”论和文学“游戏”论，30年代前后，梁实秋的“文学是属于全人类”论（见1929年发表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朱光潜的“距离”论（见1936年出版的《文艺心理学》），等等，都强调文学自身的特点，力图揭示文学世界的内部机理，探讨文学活动的“自律”，从学理上是有根据的，甚至是有谨严的根据的。但是由于这些理论无助于从文学的角度来解救中国的现实与精神的危机，不能适应“危机时代”的需要，或者说是与时代潮流相悖的，它们遭到冷落，甚至遭到批判，这是可以理解的。说到底，不是哪个人抛弃它们，是时代抛弃它们。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用历史的观点来考察，不能离开时代历史的需要来一味为它们“鸣冤叫屈”。当然这不妨碍我们今天重新研究和吸收他们的理论，为变化了的时代所吸收所利用。同样的道理，梁启超的小说“新国民”、“新政治”论、鲁迅的文学“改造国民性弱点”论和文学“阶级性”论、瞿秋白的文学是巧妙的“政治留声机”论、毛泽东的文艺“武器”论和“文艺从属于政治”论，他们的观念适应“危机时代”的需要，汇入到时代“思潮”中，成为主流形态。这也不是哪个人选择了它们，是时代选择了它们。我们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历史的眼光，对他们的学说过多地指手画脚、说三道四，那么我们就离开历史的眼光和时代潮流的需要，也就太“不识时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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