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在危机时代，一种理论，其中也包括文学理论，能不能成为时代的主潮的一部分，不在于它自身是否“精致”，是否“全面”，是否“科学”，是否“完美”，首先要考察的是它能不能体现时代的需要，即适应民族解放和解除社会危机的需要。梁启超、鲁迅、瞿秋白、毛泽东的文论主题是启蒙与救亡，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漠视了文艺的相对独立性，或者对文艺的特征阐释得不够，但他们的文艺观念与危机时代的“革命崇拜”是完全合拍的，而且是在他们的革命观念的枝条上所结出的文学果实，的确也促进了民族的独立，推动了社会的变革，为解救危机时代的危机作出了贡献。社会实践证明了他们那时的文学主张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是具有真理性的。谁能否定在救亡斗争中把本是审美的文学当作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工具和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武器的合理性呢？正如谁能够指责我们的战士与日本侵略军进行肉搏战时用本是吃饭用的牙齿把敌人的耳朵咬下来那种决死的精神呢？危机时代是社会的非常态，它需要异态的理论是合理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20世纪上半叶，倾向于对文艺与革命关系的探索是危机时代所需要的。时代需要的东西，就要给它以历史的地位，难道不是这样吗？
[1]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1902年第1卷第1期。
[2]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王国维文集》（第一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3] 王国维：《文学小言》，《王国维文集》（第一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
[4] 王国维：《人间嗜好之研究》，《王国维文集》（第三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页。
[5] 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梁启超文选》（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64页。
[6] 李大钊：《什么是新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1卷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20页。
[7]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1卷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21页。
[8]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页。
[9] 瞿秋白：《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瞿秋白文集》（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963页。
[10]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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