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呢？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因此看一篇论文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的，首先要看论述是否从客观的实际出发，其次，看它是否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总结出若干规律性的东西来。在这两点上，我们认为秦兆阳的论文不但不是修正主义的，而且是中国当代作家和理论家对于现实主义问题的一次联系生动实际的历史总结，是对于马克思文艺思想的贡献和发展。
（一）现实主义：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一个长远性总的要求”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艺术方法首先遭遇到的问题是，这种现实主义仅是“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强调艺术的真实性呢，还是从外面去贴上社会主义的思想，让文学创作直接地从属于当时的政治或政策？在苏联，这个问题在1954年以后的“解冻”时期被不少作家和理论家提出来了，并作出了这样或那样的回答，但是这个问题在当时的中国（实际上直到“文革”）都没有理论的解决。秦兆阳认为，在中国的文艺创作中，常常出现“艺术消失于一般性、抽象的政治概念之中”，让作品“去替某些政策条文作简单的注释”，“机械地去配合某一个具体的工作任务”，这样做怎么能达到现实主义的艺术真实性的要求呢？秦兆阳认为这种情况的产生，一方面与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庸俗化理解有关，另一方面也“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所反映出来的不科学的相一致、相结合、相助长”[1]。
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秦兆阳一方面是肯定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观点的，他认为：“文学事业是人民的革命的事业的一部分，应当为政治服务和为劳动人民服务，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事。……在这阶级斗争异常尖锐的时代里，特别是针对着那些所谓艺术至上主义者、脱离政治脱离人民的个人主义者、人性论者，等等，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与为劳动人民服务等原则来，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在这样的时代里，如果作家们企图游离于伟大的群众斗争和重大的社会变化之外，把自己蜷缩在知识分子狭小的个人主义的生活圈子和思想领域里，他怎么可能脚步坚实地走上现实主义的道路呢？”[2]从全文来看，秦兆阳这些话完全是真诚的，丝毫不带勉强；但另一方面他对文艺如何为政治服务、如何为劳动人民服务提出了他的独特的看法：
文学艺术怎样为政治服务和为人民服务呢？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应该考虑到这是一个长远性的总的要求，是针对着文艺脱离政治，脱离群众等落后现象而提出来的要求，是一个加强文学艺术对于客观现实的自觉性和战斗性的要求，是一个改造作家的思想意识（世界观）的要求。为了很好实现这一原则，必须经常性加强作家们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加强作家们思想意识的锻炼，必须充分发挥文学艺术的特点和现实主义原则，充分发挥作家们的政治热情和对于现实生活的敏感性。[3]
这就是说，所谓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对于正在发展的政治来说，文学艺术不是近距离地直接地配合，而是一种远距离的间接的“长远性”要求。如何达到这种远距离的“长远性”要求呢？秦兆阳关注的是作家们生活源泉的获得、思想意识的锻炼和对于现实生活的敏感，只有做到这三者，那么作家们才能在自己的“艺术思维里起血肉生动的作用”，也才能“探索出一条充分发挥创造性的、现实主义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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