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药眠先生在20世纪的50年代,曾撰文批判过胡适的唯心主义,也认为朱光潜先生的理论中有唯心主义的东西,可他对那种机械唯物主义实在也不能容忍。到了1957年2、3月,黄药眠对一味照搬苏联的文论表示不满,特别对那种把唯物主义说得那样僵硬的做法表示不满,对于那种动不动“抓唯心论”也很不以为然。这个时候他从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观点出发,转向了“文学主体性”方面的思考。
应该说,文学的主体性问题不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提出来的问题.在50年代初中期朱光潜、黄药眠、李泽厚等人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来了。朱光潜先生提出的美是主客观的统一的命题,李泽厚从“人化的自然”的观点对美和艺术作出的分析中,都触及了这个问题。黄药眠先生对于文学的主体性问题则直接从文学创作的主体、文学对象的主体、文学鉴赏的主体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关于文学创作的主体,黄药眠对于那种一味强调文学的客体而不顾主体的创造的观点表示了不满,指出某些人“一看见人谈论到‘主观世界’,马上就以为你是从主观出发,从主观出发就是唯心主义”,他在1957年2月明确指出:
作者之所以创作这样的作品,而不创作那样的作品,描写这些现象,而不描写那些现象,喜爱这些东西,而讨厌那些东西,是受当时的时代,当时的阶级关系的总的客观形势,和作者自己的阶级的立场所制约的。但同时,作家的创作是要通过作家个人的具体的感受,通过他个人的全部的生活经验和体验,通过他个人的全部的智慧来创造的。因此,我们对于作品,除了从社会科学这方面去研究以外,也还要从作者个人的主观世界去探索,探索出其中的客观规律。比方,在创作过程最常见的如表象,如联想,如想象,如情感,如情感和想象的关系,等等。[1]
显然,到了1957年初,黄药眠已经开始意识到,反对“唯心主义”已经反过了头,有可能把文学创作中作家的主体性也反掉了,把创作的基本常识也反对掉,所以他转而强调“作家个人的具体感受”、作家的“主观世界”、作家的“创作心理”,认为时代的和阶级的东西是不能直接宣讲出来的,必须通过作家个人的全部的经验和体验以及全部的智慧才能进行创造。黄药眠十分清楚,“作家是有个性的,是有个人的风格的,因此对象化的时候(这里指文学反映的对象——引者),也必然带有个性色彩。诗人对月抒情,这是完全可以允许的。‘借物抒情’,这是文学艺术中所常见的现象。但是现在有人一看见你说‘借物抒情’,马上就说你是‘唯心论’;他们闭着眼睛不去看事实……倒是一开头就先从抽象的理论出发去抹煞事实”。[2]作家个性问题并不是黄药眠的独创,但在1957年初那样一个凡看到什么“主观”、“个人”就要遭到批判的年代,他重提这个作家个性的重要,其意义是很明显的。
与此相联系,他质疑“文学反映客观现实的本质”这个当时流行的命题。这个命题是苏联50年代文论的基本命题,也是当时中国文论界一个挥之不去的命题,它简直是不容置疑和讨论的。但是黄药眠先生的《问答篇》借“客乙”之嘴说:
凡是一种理论,总是要在实践中经得起考验才能算得上是正确的理论。而现在所谓“文学反映客观现实的本质”这个命题,我就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证明,文学并没有反映出事物的本质。比方,天上的云本来是水蒸汽,但文学中描写的云,何尝反映出了这个事物的本质呢?比方,植物的花本来是植物的**,但文学中所描写的花,何尝反映出了这个事物的本质呢?月亮本来是地球的卫星,但在文学中所描写的月亮,又何尝反映出了月亮的本质呢?……由于这许多事例,所以我就对于“反映现实的本质”的说法,有点怀疑起来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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